艾琳：打击垄断，要狠于抗击“非典”

　　也许，大家对“非典”还记忆犹新。

　　那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让多少人失去生命，让多少人心惊胆战，让多少财富受到损失。

　　但是，在这场自然灾害面前，党中央、国务院用强有力的政治手段和行政手段，依

靠全国人民的力量，取得了抗击“非典”的重大胜利。

　　但是，回想处理“非典”事件的前前后后，有的东西还很值得回味。

　　大家知道，我国的“非典”首先是发生于广东，由于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才向全国蔓延的，以至于北京成了最大的受灾区，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各地没有采取很好的预防和处理措施，已经有“非典”疫情的地区，包括北京市在内，都没有如实向中央报告，也拖延了处理“非典”的最佳时机。如果处理及时，是不会造成如此大的损失的。而其他没有染上疫情的地区，也是听之任之，没有把中央的部署当回事，也使得疫情控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面对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不负责任的表现，面对灾情不断扩大的紧急状况，党中央、国务院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干部队伍的现状出发，从各级领导对待“非典”的态度出发，采取果断措施，撤销了领导责任的北京市政府主要领导、

　　责任人的官帽子一摘，立即引起了地方政府官员的高度重视，各地都纷纷重视起了“非典”防治工作，很快地，“非典”疫情得到了控制，不长时间就取得了抗击“非典”的重大胜利。

　　应该说，在撤销两位责任领导的职务之前，应该说，中央已经非常重视，会议、文件都连续下发、召开，但是，效果甚微。试想，如果不是撤销了两位责任人的职务，不知道“非典”疫情还会蔓延多长时间，还要让多少人失去生命，还会造成多少损失。而正是两位责任人职务的撤销，才使得疫情的控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如此看来，在处理具体问题时，文件也好，会议也罢，要想真正落实到位，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想地方政府能够真正按照中央的要求去做，必须动人，必须动帽子，必须动位置。只有摘帽子、搬位置，才会真正让我们的领导干部们“动心”、动力、动身。

　　现在，全国都在议论垄断问题，都在谈论垄断企业职工收入过高的问题，都在谈论如何铲除垄断的问题。那么，如何才能解决垄断问题呢，如何才能减少处理垄断问题的阻力呢？

　　要知道，中国的垄断企业，垄断的不仅仅是利润、收入，还垄断着一个个行业，垄断着竞争，垄断着市场公平，垄断着社会公正。更重要的，这些所谓的垄断企业，不象国外的垄断企业，是通过市场竞争形成的。我们的垄断企业，都是依靠行政权力形成的，是行政性公司、部门、行业转型而来的，其垄断的背后，都有行政权力作支撑，都有大大小小的官员作后盾，要想铲除垄断，首先必须铲除行政权力，阻止行政权力对垄断企业的支撑。

　　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反垄断法》作为经济领域的“宪法”，在我国一直没有能够出台，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一旦出台，就会对这些仍然带有行政性行为的垄断企业形成极大的冲击，而这些垄断企业一般又都是超大型企业，有着深厚背景的企业，于是，一旦讨论《反垄断法》，就会受到极大的阻力，有来自于企业的，有来自于与企业关联的部门，甚至有来自于分管这些企业的中央领导。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能够出台《反垄断法》呢，《反垄断法》不出台，又如何能够反垄断呢？

　　要想反垄断，要想真正的铲除垄断，要想维护市场的公平公正，就必须下大决心、花大力气，下比抗击“非典”更大的决心、狠心。

　　如果中央真心想铲除垄断，如果中央下决心铲除垄断，如果中央决心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中央决心为每一个市场经济主体提供公平公正的经济环境，就应该象抗击“非典”一样，对那些阻止铲除垄断的人，通过政治手段、行政手段，用摘帽子、搬位置的办法，让他们服从、支持铲除垄断，让他们把过高的收入压下来，让他们自觉地参与市场竞争，让他们与其他经济主体一样参与市场竞争，让他们能够适应市场，把真正的本领拿出来，到国际市场去参与竞争，去与外国企业拼一拼、争一争。美国都能这样做，难道我们还不能吗？

　　否则，要想铲除垄断，只会是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