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云鹏
福建省南平市检察官任建平，在2003年8月曾救起一名溺水女子。2005年3月，当他得知福建省规定见义勇为者子女可在中考或高考中享有加10—20分的待遇后，便申请有关部门对其见义勇为行为给予确认。在多次申请未果后，他于日前将该市延平区公安分局告上法庭，要求法院判定自己的行为属于见义勇为（据7月13日新华网）。
奖励公民见义勇为行为本身毫无异议，就是要奖得让人眼红。但是这种奖励非要以损害高考公平为代价，则侵害了制度伦理的平等性原则，其严重后果将是无法估量的，是高考制度的一大败笔。
据报道，目前不论见义勇为行为的认定机关，还是包括当初被救助者本人在内的部分公众，都把任建平“为子求分”的行为置于“不道德”境地，将其行为是否属于见义勇为的实质性问题边缘化，甚至称任建平是“见分勇为”。愚以为，“见分勇为”之争是制度安排中的制度伦理原性缺失所造成的，源头在政府，这个责任应由政府来扛。对于任建平来说，任何无端批评与指责都是极不公平和不负责任的。
道理很简单，省政府的“红头文件”已经明确了“见义勇为者子女可在中考或高考中享有加10—20分的待遇”的规定——既然政府对见义勇为的鼓励制度安排如此赤裸裸的功利化，又有什么理由去指责任建平“不道德”呢？换句话说，明明是政府在制度设计和安排上背离了平等性这一基本的伦理原则，把本来应由自己承担的伦理责任却转嫁给了公民个人，反倒指责公民个人“不道德”，正义何在？公理何在？
从一定意义上说，制度作为一种使社会运行秩序化的机制，是建立在某种特殊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心理之上的。制度的安排和制定要以一定的伦理精神为价值先导，接受伦理理念的支配和约束。任何一种基本的制度性架构，都要符合人们自然而然生成的情感和价值观。
追求公平，渴望平等是现代人的最大心愿，自然也是制度伦理的重要价值取向。何谓平等？法国《人权宣言》中规定“平等就是人人能够享有同等的权利”。我国《辞海》解释为：“平等是人们在社会上处于同等的地位，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享有同等的权利。”作为人，我们都是平等的，在人性上也是平等的。既然高考是一种素质的较量，大家就都应该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平等参与，任何加分政策都显失公平。退一步说，如果是给予见义勇为者本人升学加分，与情与理总算还可以说得通，但是硬要把老子的“荣誉分”加到子女头上，推崇“老子英雄儿好汉”，鼓励人们为子女去“见利勇为”，甚至是弄虚作假，实在是违背奖励制度的公正平等原则，势必要导致教育资源分配不公问题的加剧，侵犯公民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
制度与伦理之间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制度的设计与安排要依据和符合社会的价值理想和伦理追求，这是一条铁律。制度若想获得大多数社会成员价值观念上的认可和行动上的支持，得以有效实施，首先必须要符合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要求，合乎某种特定的伦理原则和价值理念，蕴含一定的道德目标和价值指向。如果不是这样，政府应该首先承担责任，及时修正或予以撤销，以防止对社会造成更多大的污染和危害，这个责任政府必须要自己扛。
因此，在权力寻租现象得不到有效遏制的情况下，高考加分政策应当寿终正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