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英球，男，44岁，湖南人，至今未婚。今年初，他来到广东翁源县一个非法开采的矿山打工，前一段时间，翁源县公安局依法对刘某所在打工的矿山进行查封，矿主闻风逃脱，没有付工钱给他。日前，他到矿上讨要矿主所欠工钱，在听完公安局民警的“解释”之后，没说话就走了，然后回到公安局门口，引爆了身上的爆炸物。(据7月14日《南方都市报》)
没有人会怀疑，一个人选择自爆这样惨烈的方式告别世界，必然经历过极其苦痛的
心灵纠缠。这样的一起突发性事件，在悲叹之余，相信许多人都会在内心发出这样的叩问：谁应对这位矿工的自杀行为负责？
众所周知，当前矿难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有许多非法小煤矿的存在，这样的非法煤矿本身存在诸多的安全隐患，不符合国家相关生产许可的规定，理应进行及时的取缔关闭。问题是，对非法小煤矿的处理，又绝不仅仅是一关了之那么简单。对那些非法小煤矿的矿工来说，他们经历过黑心矿主长久的压榨，目的就是获取那些用血换来的赖以生存的钞票。在这样的背景下，公权部门对非法小煤矿的治理查封，就可能造成那些矿工陷于一种生存困境。
在这起自爆事件中，对刘英球来说，小煤矿被查封，他面对的生存境遇，一边是失业，一边是讨薪。在矿主逃于无踪的背景下，他只能寻求公权的救济。而受囿于知识文化的局限，他自然地选择了执法的公安机关。
无疑，这样的选择，是一种错位。最乐观的想象，公安民警可能在“解释”中，向他表明了相关的“权责之分”，也可能为他提供其他的“求助指向”，即便是得到新的“求助指向”，对一个身处异乡的农民来讲，可能只有遥遥无期的茫然之感，而无助于其迫切的生计解决。这样的救助，带给他只有无尽的失望。
既然整顿非法小煤矿本身牵涉到矿工利益保护，那么，相关的劳动部门以及社会保障部门就不应该缺位。而这起矿工绝望的自爆事件，却明晰地向我们展示着一种“断裂”，那就是，当前，在公权维持社会秩序与社会弱势群体利益保护之间，还缺少一个及时有效的救助补偿机制。
正是因为这样的救助补偿机制的“断裂”，才使得公权部门的执法行为，尽管维护了一种正当秩序，但可能又破坏了另外的一种利益平衡。这起自爆事件，让我们看到公权执法的代价之一，是矿工这样的弱势群体的生存利益的“无意剥夺”。公权维护社会秩序，必须是以牺牲公众最小利益为代价的，这既需要公权行使的谨慎规范，同时也需要公权之间的互补。
■单士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