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北京举行的“大学校长论坛”传来消息，人大、北师大等7所大学取消了“研究生毕业必须发表论文”的硬指标，也就是说，学生即使没有发表论文，也能毕业(7月16日《北京晨报》)。此举，具有特殊的学术意义。
论文，本该代表写作者的学术水平。给研究生毕业设置发表论文的硬指标，旨在防止个别研究生“混文凭”。动机应当不错。结果呢？研究生逐年增多，能够发表论文的刊物
却在不断减少。现在，刊物全用来发研究生的论文，怕也无法满足“研究生毕业必须发表论文”的要求。从客观的条件看，这项硬指标根本不具备客观的可行性。再从几年的实践看，研究生一入学就面临着发表论文的压力，根本不可能潜心治学，到时候论文发表了，真正的研究却未必有成果。发表论文的过程，难免成了利用网上材料进行复制、粘贴的剪辑过程，成了托关系、走后门的公关过程，或者干脆就是花钱买版面的交易过程。恰恰是这样的论文，评定职称的时候需要，续聘教授的时候需要，认定学校业绩的时候更需要——本该代表学术水平的论文，却让学术丧失了最后的一点尊严。这样的论文，越是繁荣，学术就越没有希望。
研究生能不能毕业，本该由自己认定的，却得看论文能否发表，也就等于交由杂志社把关了；职称够不够格，教授能不能续聘，学校办得有没有水平……也都交给发表论文的杂志社了。这硕导、博导自然当得省事，评定职称、续聘教授、评价学校的业绩，自然也都成了数数论文就能搞掂的省力事。论文决定了一切，论文也就掉价了。差不多凡是识字的，都会写论文；无论和谁几天没见，冷不丁就会听他说又发表论文了。现在，怕没有比论文更不值一看的东西了。
当年的一段佳话，令人不胜感慨。说梁启超向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来当教授，曹云祥问是哪国博士，陈寅恪读了哈佛大学、柏林大学，却偏什么博士也不是；曹云祥问有什么论著，陈寅恪在他研究的领域无疑代表着当时中国学术的最高水平，但他当时偏就什么论著也没有。看曹云祥面有难色，梁启超说：我著作等身吧？但我所有的著作，未必比得上陈寅恪的几百个字。于是，陈寅恪就进了清华，就做了教授。今天，陈寅恪不可能有了，梁启超不可能有了，曹云祥也不可能有了。说是管理科学了，什么都拿定量考核了，论文能说事了，可论文偏就忽悠了学术，让学术蒙尽了羞辱。
从这个意义上说，以论文走俏为标志的科学管理的时代，恰恰是管理弱智的时候。难得有七所大学取消了论文的硬指标，也许能重塑一点学术的尊严，而这，正是这一事件的学术意义所在。[作者：慕毅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