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辉
特立独行且又饱受争议的“孟母堂”最终将面临被取缔的命运。7月24日，上海市教委发言人就“孟母堂”的办学现象明确表态，认定孟母堂方面同时违反了办学许可的规定、义务教育法的规定和教育收费的规定，属于违法办学，与此同时，松江区有关方面则称将在开学前将孟母堂予以取缔。（《东方早报》7月25日）
“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套用伏尔泰的名言，笔者想说：“对于‘孟母堂’，你可以大骂特骂（前提是不侵犯其名誉权），但决不可以强力封杀。”对于背诵《易经》、《弟子规》等传统经典的教学方式，你可以认为是在误人子弟，但你不可以阻止他人的尝试，教育需要更多的自由。
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认为，“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是一切契约的基础，是公民社会每个公民最该拥有的基本自由。是的，没有“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追求其他自由一定意义上等于痴人说梦。然而，这一自由从哪里来？公民个人应该极力追求，与此同时，社会与政府应该创造条件。可是“孟母堂”事件告诉我们：有些时候，政府不但没有创造条件，相反还成为公民追求这一自由的绊脚石。
教育为何需要自由呢？这首先是教育规律使然。爱因斯坦说，“神圣的好奇心”与“内在的自由”，即探究未知事物的强烈兴趣与不受权力和社会偏见的限制，是从事任何精神创造的基本素质。而这种素质的获得有赖于外在的自由。
其次是教育竞争使然。竞争才有发展，教育系统内部也应当参与市场竞争机制，然而时下的义务教育几乎是铁板一块，教材与教法全省甚至全国统一，这样的同质现象如何孕育竞争的因子？而“孟母堂”就打破了这一格局，让新颖的教学方式参与进来，一旦它试验成功，或可带给普通学校一种压力，迫使它们改革奋进。
可是，“孟母堂”却面临着被取缔的命运，地方政府部门给予教育的自由之少由此可见一斑。1919年，蔡元培在《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中说：“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于是来干涉了，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教育自由的缺失，是蔡元培的悲哀，也是“孟母堂”的悲哀，又何尝不是中国这一代教育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