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物质主义时代的救赎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极端物质主义的时代。

　　如果进行国际对比性调查，或许可以发现，中国人对于财富的贪欲可能是最强烈的。

　　然而，虚无主义和物质主义内在地具有自拆台脚的倾向。

　　在中国，对物质主义的厌倦或者不满或者反叛，已经促成了人们对于心灵生活的渴望。

　　我们生活在一个极端物质主义的时代。

　　说来话长。近代社会区别于古典社会和中世纪社会的最大特征，就是人的肉体欲望被释放出来，获得了无可质疑的正当性。不管是苏格拉底、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都倾向于认为，最大的幸福是知识，最好的生活是哲学的生活。在中世纪，相比于来世的永恒幸福，世俗的享乐简直没有任何价值。在中国，孔子也告诫人们，最大的幸福是美德。

　　但近代哲学则颠覆了这种观念，不管是霍布斯还是洛克都告诉人们，最大的幸福就是欲望在现世的满足。尤其是十九世纪以来，经济学、社会学的发展让知识分子普遍相信，物质的生活就是唯一真实的生活。

　　不过，在西方，尤其是在未经历过法国式彻底启蒙的国家，传统依然牢固地占据着人们心灵最深层那最柔弱、但也最坚硬的部分。托克维尔根据自己在1830年代对美国的考察，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论述说，在美国，对于物质福利的热爱并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但是，他们的传统、他们的政制却阻止他们成为物质主义者，相反，他们把对物质生活享受的爱好与对自由的热爱和对公共事务的关心结合起来，宗教信仰时时让美国人的心灵转向非物质享乐。

　　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本有的社会平衡装置却被摧毁了。

　  权力与财富崇拜症

　　20世纪以来中国一代又一代启蒙者一直致力于讨伐传统，努力把个人从体制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他们打倒孔家店，把线装书扔进茅厕。几十年下来，传统的知识、道德体系，各种教化与生活制度，在知识分子心目中丧失了正当性。以至于到了今天，有民间人士让孩子读点经书，教育局马上说这是违法的；所谓的国学大师也嚷嚷，这是开历史的倒车。尤其是，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启蒙的理念借助一波一波的政治和社会运动，变成摧毁传统道德体系与社会制度的物质性力量。

　　另一方面，从严复老先生介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开始，物质主义的哲学开始控制课堂，接受过教育的人基本上成为坚定的物质主义者。人们不假思索地相信，这个世界上唯一真实、永恒的东西是物质，至于道德观念、信仰价值，却是虚幻不实的，是随着时代而任意变化的。启蒙其实是一种让人物质化的过程，彻底启蒙的后果就是，人成为虚无主义者。

　　经过这样的改造，中国人终于不再相信仁义礼智信是美德，也不再相信教师、家长具有道德权威。人们成为纯粹物质性的存在。在商业化之前，最伟大的物质就是权力。除了现世的权力，人们不服从、也不畏惧任何东西。本在权力之上的道德、理性退场，权力成为绝对之物。

　　但毕竟，权力乃是稀有资源，只有少数人有机会去追求。80年代之后的商业化才让大多数人的物质欲望找到了现实的载体。从旧体制下释放出来的个人，赤裸裸地投身于财富的滚滚洪流中，在这里，物质主义的人生哲学终于得到最普遍、也最充分的实践。

　　如果进行国际对比性调查，或许可以发现，中国人对于财富的贪欲可能是最强烈的，几乎所有人都把金钱作为人生最重要的目标，商人固然如此，教授、官员同样如此。财富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图腾，完全可以跟权力崇拜一比高下。事实上，权力与财富并列为所有人心目中最崇高的事物。

　　至于政府，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几乎都会把积累军事力量、发展工业、扩大贸易优势，作为最为重要的国家目标。但通常情况下，尚不是唯一目标。但在中国，许多地方政府的哲学是，经济增长成为硬道理，政府所有部门都致力于、服务于经济增长。很多地方政府已经变成了企业，党政官员就是政府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他们算计着如何以本地资源(包括自然、环境、法律等)换取最高速度的经济增长，至于政府治理下的民众，只不过是增长的物质化工具而已。

　　重温托克维尔的教诲

　　如此现实情势，确实为经济增长创造了最佳的精神与制度环境，民众可以没有任何顾忌地从事任何能够赚钱的交易，而不需理会任何道德约束；政府也可以采取任何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而不用担心民意的反对。

　　很自然地，在各门学科中，经济学成为显学。这个经济学也变成了虚无主义者，它刻意地告诫自己不去讨论增长的制度约束与道德背景，而谄媚地向政府、向民众贩卖增长的秘方，并隐瞒这种增长可能带来的损害成本。当有人告诫说，政府不应当是公司，不应当盲目地追求赢利而应当追求正义的时候，受过经济学训练的人士说，科学不应当讨论应当不应当的问题。

　　可以说，中国社会是“现代性”最为强烈的，因为其世俗化是最彻底的。在大多数民众那里，权力与财富就是生活唯一的目标，权力与财富带来的感官享乐，就是唯一的幸福。

　　这意味着，从国家层面上看，中国将继续上演增长奇迹。但物质主义的“飞去来器”很可能转过身来。人们今天已能强烈感受到物质主义对物质主义的反弹了。人们只关注权力与财富，所以，人们对权力与财富的配置公平问题就极端敏感。但却几乎不可能出现认真的权利与财富再分配。这样，物质主义的“单向度”社会很可能陷入一种没有缓冲地带、没有回旋余地的零和博弈困局中。

　　虚无主义和物质主义内在地具有自拆台脚的倾向。这一点似乎也体现在个人层面上。对此，托克维尔对美国人精神状态的观察其实蛮适合于当下的中国人：“一心追求现世幸福的人永远是显得迫不及待的，因为他们寻求、抓取和享用幸福的时间是有限的。一想到光阴荏苒，人生短促，他们就快马加鞭。即使他们手里已经拥有一些美好的东西，也要时时刻刻想望其他的数以千计的美好的东西，唯恐死神来临，使他们来不及享用。这种想法使他们焦急、恐惧和懊丧，使他们的精神永远处于不安状态……如果热心追求物质生活享乐的人想望很高，则他必然容易产生失望”。

　　托克维尔因此警告说：“物质主义，在所有的国家，都是人的精神的危险病症。”对物质享受的爱好“如果过分，则会很快使人相信一切只是物而已”；“假如有人只以追求物质财富为目的，则我们可以相信：他将逐渐丧失生产物质财富的才能，最后总有一天跟兽类一样，对物质财富既无鉴别能力又不会使物质财富的生产发展。”

　　当然，这位大师还是比较乐观的：“千万不要相信，无论在任何时代，无论实行什么政治体制，追求物质享受的激情和由此产生的观点都能够使全体人民满意。人心比人们所想象的宽得多，它可以同时容纳对现世幸福的爱好和对天国幸福的向往。”如他所观察到的，美国人的心灵时时地转向非物质享受。

　　同样，在中国，对物质主义的厌倦或者不满或者反叛，也已经促成了人们对于心灵生活的渴望：有些家长安排孩子接受经典教育或贵族式礼仪教育；大量普通民众则寻找超越的信仰。探究财富增长秘密的经济学失落，讨论正义的法学获得应有的关注，还有些学者试图复兴传统的道德与学识。

　　一个历史性悬念是：这些努力能否强大到驱走物质主义、虚无主义的精神病症？（来源：南都周刊）

　  秋风，独立学者，现居北京。主要研究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古典自由主义与普通法宪政主义。著有《为什么是市场》、《立宪的技艺》、《权力的现状》，译有《哈耶克传》、《法国大革命讲稿》、《法律与自由》、《普通法与自由主义理论》等十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