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在全国经济形势可能由过快转为过热的大背景下，山东的持续高速增长引起全国注目。上半年山东的GDP增幅是15.3%，各市公布的增幅均在17%以上。省发改委相关人士说，现在各级领导班子都把发展当成了第一要务，如果一个地方发展速度慢了，不用上级说，当地领导就会感到无地自容……
某些地方政府官员拼命追求GDP增幅，其“核心价值观”显然不是为当地百姓谋幸福，
而是在上级政府那里挣面子。这种可怕的GDP冲动是一个多年来备受关注和批评的老问题，按说其“发生机理”和运行特征已相当清楚，但就是找不到遏制冲动、使之回归理性的有效路径。笔者认为：眼下我们缺少的绝对不是理论，我党理论优势、宣传优势向来强大，几乎任何一级官员都能对“科学发展观”说出个子丑寅卯。而我们真正所缺少的，也许是带有技术性特征的制度以及措施。何出此言？这是同日另一新闻给笔者的重大启发。
《北京晨报》报道：北京公安部门废除“指标”制，用业务“数据常量”取代。“指标”制是一种对公安干警考核的传统模式，例如交警罚款、警察抓小偷等。表面看是计量考核，实质上是定性管理，它是计划经济体制下衡量社会治安的标准。那时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常常需采取超常规手段搞集中统一行动……“数据常量”则是一种创新，它包含了首都公安工作中的3大类14项客观的数据，是一种真正的“定量管理”，即根据不同时段、不同地区、不同业务类型，进行有针对性的“精确打击”。如此，每一个民警对全年、每季度、每月乃至每天的工作量均心中有数，对辖区警情和应采取的措施心中有数，什么时候发案超过常量了，红灯亮了，就会自然采取加班、调整工作时间等措施。
虽然治安和GDP增长系不同范畴，但相通之处还是显而易见的。
“指标”制的GDP增长无疑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为了实现某些定性的目标，有时也需采取超常规手段搞集中统一行动。“超常规”常常意味着违反客观经济规律乃至不择手段、不惜代价，而“集中统一行动”则每每意味着大呼隆。假如转变为“数据常量”考核，其情景便大不一样。其一，“常量”是客观的，由于历史传承、资源、交通地理等地区差异，不同地方的“常量”当然是不同的。只要把它作依据，各地在偏离“量力而行”原则上就不可能走得太远。其二，“常量”是一组可细分的数据系统，不同的地级市，经济优势以及GDP构成肯定也是不一样的。有了“常量”的指导，追求GDP增长就不再“眉毛胡子一把抓”甚至饥不择食，政府不同的经济管理部门以至每一位官员在不同领域以及时段的重点是什么、应对措施是什么，便会了然于心。
■刘以宾（来源：燕赵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