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没有把握考上大学，又十分向往上大学，没关系，只要有钱就能买分数上大学，圆你大学梦。山东菏泽提供了这样一个怪异的样本。一位教师眼见市场前景诱人，在两年前就放弃了教师职业，专门做起了买卖分数的中介。(8月6日国际在线报道)。
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供应，这种供求关系，被称为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教育本非一个买卖市场，不过，近年来教育产业化的风潮，使得高等教育领域充满了商业化求利的气
息：扩招成为揽钱的途径，就业率是任意掺水以糊弄公众的虚假广告。大学招生指标异变为可以待价而沽的商品，也是其催生的产物。
事实上，只有当市场总处于一种强行管制的状态下，产品被政府或某些“指定”机构垄断，而这种垄断已经被证明无法满足“市场需求”，那么畸形下的供求关系就会发生扭曲。带有浓厚计划经济意味的“招生指标”浮出水面，并且进入地下二级市场，正如上海复旦大学的一位教育人士所指出的，问题不在大学，在向学生发出录取通知书之前，高校与学生之间隔着一个全权代理———政府。大学的自主招生权被转移到了政府招生办，这样一个实质的权力中介拥有庞大而不被监控的资源，很容易出现利益寻租的空间。
因此，“倒卖上大学指标”的祸根早就埋在教育产业化伊始，我们面临一个非鹿非马的“教育市场”———教育资源基本是国家投入、政府控制的，高校隶属于地方政府或某个行政部门，缺乏足够的自治权利。同时，教育产业化又开启了“高校可把教育当商品兜售”的后门，人们只看到扩招带来的物质成果，也发现教育的社会效应丧失殆尽。
“倒卖上大学指标”现象、“弃教做中介”现象的出现，是因为高等教育领域缺乏完全的市场化竞争机制，以及防范权力干预教育的监督机制。前者导致目前的高校缺乏足够的危机感，那些对“倒卖上大学指标”睁一眼闭一眼的学校并不担心自家出了几个伪劣产品，就会被“退市”。后者引发了权力对教育的渗透肆无忌惮，高考丑闻的层出不穷，腐败寄生链条的巍然成型，背后无不闪现权力暗手的影子。
“弃教做中介”是权力干预教育的样本，而仅仅依靠报道中所提出的大学建立复查制、重新考核制，加大违法成本，教育主管部门严格查处，不过都是治“表”。治“本”之策，只能是完全市场竞争下的招生权回归大学，当然，我们还要完善多种前提———给予民营高校与公立高校起码的国民待遇和政策扶持，减少乃至最终取消地方政府和行政部门对高校的过多管制。
■毕舸（来源：燕赵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