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农
8月1日的两条新闻再一次见证了某些基层执法暴戾的一面。一是某回收公司拉着收来的报废车途经山西龙泉收费站时，因只交了行驶车的费用未交报废车费而与收费站发生争吵，站内20名工作人员长时间群殴回收公司人员，扬言“打死一个20万，我们出得起。”(山西晚报)另一个,是深圳市某街道办30多名城管将几个市城管队员的裤子当街扒下。(南方都
市报)
龙泉收费站事件是一起典型的“暴力执法”。无论你“垄断高薪”出得起20万，收费打人已涉嫌违纪，而“打死一个20万”的叫嚣，更暴露出打人者视法律为虚物的狂妄心态。人命关天！几个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即使能手眼通天，出了人命也逃脱不了法律的严惩。但是，在他们看来，可能收费站就是自己的“山头”，任何事情都可以在站内“摆平”。也正因此，我们一直对“暴力执法”鞭挞有加。因为公权在失去规范和约束后，肆意的膨胀甚至个人化，必定伤及民众的私权。
但是，当执法者以及一个部门，将暴力观念引入公权权威，受伤害的不仅仅是民众的私权，还有公权。深圳街道办城管光天化日之下殴打市城管，即是一个明证。城管与普通市民的暴力冲突不断，几天前深圳的一城管还在喊叫“我就是土匪！”可见，在一些城管队伍中，“暴力执法”已成积习。所以，无论街道城管与市城管到底有无利益或者其他方面的纠葛，至少上演今天这一幕逃不出积习所然。
聚沙成塔，积微成著。公权对私权的恶意侵犯得不到及时纠正，只能使公权愈发膨胀和异化，甚至自己形成一个抵制公共秩序的“次秩序”。这个时候，不要说公众监督将式微，甚至同级别或者上一级公权的监督，亦然遭遇抵抗，用暴力维系其“次秩序”。街道城管打市城管就透出了这样一个令人担心的信号。
究其原因，一方面各种监督尚没有做到防微杜渐；另一方面“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纵容着暴力；而更主要的是在一些领域进门门槛太低、出门门槛太高。在搀杂了代际、人情、甚至金钱种种因素后，处于绝对垄断的道路收费和城管的出门门槛太高，像暴力打人之类的行为，远不足以令其永久离开。换言之，其所造成的恶劣社会影响，与其所受处分严重不对等，使其有胆量肆意妄为。
所以，遏制某些基层执法中“打”声一片，应该降低人员的出门门槛，在流动中优化队伍素质。在当前大学毕业生就业紧张的形势下，降低出门门槛具有双重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