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卫生局在今年6月中旬在一份《内部通知》中要求各局属单位在联络媒体采访或接受媒体采访前，都要先整理为书面材料报市卫生局有关领导审批。7月初，新华社、南方日报等12家媒体联名致信广州市卫生局对此质疑；7月20日，广州各媒体就此事刊登报道和评论再次进行质疑。日前，广州市卫生局局长黄炯烈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记者到医院采访“屡屡碰壁”，是“下面单位在理解文件内容或出现偏差的原因所致”。万一记者日后在采访中还是受限，他会在可能的情况下“亲自出面为记者解决问题”，他代表卫生局党委支持所
有媒体跟卫生医疗单位保持快捷、及时的沟通(8月7日《新快报》)。
虽然广州市卫生局那份《内部通知》没有被废除，但起码表现出了不愿将错就错的明确态度，给人以“关键时刻还是讲道理”的印象。这个事件给予我们这样一个启示:只要违法、违规行政的受害群体能够用公民的姿态——依照法律的条款和合法程序和平地维护自己的尊严和权利，主动找侵权部门讲道理，讨回公道并非如想像的那样艰难。
绝大多数的违法行政都是心虚的，他们之所以知法违法，主要是基于“即使我违法也不可能有人敢于和我公开叫板”这种对现实的估计；也就是说，他们的违法违规大多是被受害群体“惯”出来的。如果他们一旦发现有人真的向自己叫板，出于不愿将事情闹大、害怕被更多的公众知道的心理，他们往往会自找台阶，停止侵权行动。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屁股蒙蔽了思维”:对于拥有行政权力的一方，他们出台违法违规措施时，想得更多的是自己如何从中享受方便和利益，很少顾及公众的切身感受，即使知道自己的行为会伤害到公众的利益，但究竟伤害到哪个程度，他们绝不会像受害者那样感同身受，导致缺乏纠错的动力。在这个时候，如果受害群体主动找他们“讲理”，便是对他们的一次提醒和教育，使他们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使他们对受害群体的损失和愤怒程度有一个正确的估计，增加了他们停止侵权的可能性。
行政部门作为一种权力的存在方式，有着为自己扩展权力空间的天然动机，这是客观现象，靠自律不行，必须设法限制和监督。平时我们说权力缺乏监督，大多是指监督体制上漏洞太多，但是，好的体制不会一瞬间从天而降，也不能靠权力部门的施舍，相反，好的监督体制是在公众一次次与权力部门“讲理”的过程中逐步积累起来的！
岳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