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4年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问世以来，企业家才能一直被认为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鲍莫尔进一步指出，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或者说，在不同的活动回报规则下，企业家才能在生产性活动或非生产性活动之间的配置有很大的区别。此后，墨菲等人详细讨论了影响企业家才能配置的各种因素，其中与政府和市场有关的制度环境最为重要。
基于以上分析框架，可以发现，中国自改革以后，在政府仍然在资源配置中居于主
导地位条件下形成的变通性制度安排，对企业家才能配置产生了双重影响。它既使企业家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从事生产性的创新活动，推动了市场形成与经济成长，同时又是寻租腐败等非生产性活动泛滥的根源所在。这种变通性的制度安排有很大的局限性。它在引进市场的同时，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政府的主导作用。
——政府依然掌握着“计划轨”中大量资源的分配权。企业家为获取这类资源进行激烈竞争，寻租活动盛行。据有的经济学家估算，上世纪90年代初，全国租金总额占国民收入的比率达30％上下。巨额租金又增强了官员“设租”和“造租”的动力，使腐败愈演愈烈，同时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既得利益集团，成为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的阻力。
——M型经济结构容易产生地方保护主义。进行跨地区贸易的企业家不得不设法俘获贸易对象所在地的地方官员，要求当地官员对自己提供个案式的救济。这种意在寻求利益保护的“地方官员代理人机制”本质上是一种腐败，非常容易转化为对一部分人提供优惠、对另一部分人进行掠夺的机制。
——政府对国企管理层的“放权让利”，导致国有部门大量财富的产权变得模糊，为私人巧取豪夺大开方便之门。
以上因素提高了寻租活动的收益水平，就使企业家把自己的相当一部分才能配置到寻租活动上来。
而且，在这种变通性体制下，中国企业家进行生产活动，往往也要以从事寻租活动为前提。他们不但要善于捕捉商业机会，还要从事中国历来就有的“结交官府”的活动，通过“勾兑”、“摆平”、“搞掂”官员，最大限度地获取非生产性收益，这进一步导致了企业家才能的错配和腐败的蔓延。
(原载8月7日《财经》，作者吴敬琏，本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