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在8月3日法院对“非典功臣”罗耀星的庭审中，广东省疾控中心出具了一份材料，该材料认为，罗在职期间，在疾病控制、免疫规划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因此申请对其从轻处罚。
广东疾控中心此举，一经报道便引起轩然大波，招来板砖无数。有媒体发表评论认为，罗耀星不过是广大疾控工作者中的一员，所做贡献是岗位职责，广东省疾控中心请求对
其从轻处罚，“不仅表现出了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而且也是对社会公正的藐视，是在挑战公众的情感和法律的尊严。”(8月7日《齐鲁晚报》)
大家的愤慨倒也不足为奇。国人素来不乏“恨屋及乌”、“疾恶如仇”的逻辑，“同情坏人就是虐待自己”，在受贿1100万元的事实面前，不与人民大众站到一起对其唾弃，而是要“说出他的好”，教人如何不骂你？
但冷静分析大家的批判，却似乎是建构在一个霸道的推理逻辑之上：“如果法院据此‘求情书’将此案作为疑难案件呈给‘有关’领导，久拖之下，法院在风平浪静后，给出一个充满‘人治’色彩的判决书”———也就是说，所谓“求情书”的罪恶，需要多环节“合谋”：法院的“如果”上呈、“有关”领导的“久拖”授意、被民众忽略的“风平”、法官逾越法律的“人治”……可见，即便真的出现伤害法律的不公判决，起决定性作用的也是后面这些“如果”、“可能”，而太多的骂名，显然却让这份工作表现材料所背负了。
温斯顿·丘吉尔说：“一个社会公众对犯罪与罪犯的态度正是一国文明程度的试金石”。当我们在依法治国的语境下，怀揣一颗法律至上之心来冷静审视时，可以发现，广东疾控中心提供的情况说明本身似乎并没有太多不当之处，民众对其愤怒与不满，击中的是当前中国司法自由裁量权缺乏量刑程序法支持的软肋罢了。
我国的宪法、刑事诉讼法为法院赋予了独立的定刑量刑权力。刑法中除了极少数条文外，大部分采用相对确定法定刑，也就是说，有一个确定的量刑范围和幅度，又允许法官在这个范围内自由裁量，对三类四十多种涉及从重处罚、从轻处罚、减轻或免除处罚等法定量刑情节综合考虑，以确定最后刑罚的轻重。而犯罪者的动机、手段、犯罪后态度、个人情况、一贯表现等，往往都要对量刑起到重要作用。“犯罪分子对国家和社会有重大贡献的应视为重大立功表现”，既然其表现将影响到最终量刑，那么，出具一份在职期间工作表现证明，究竟违背了什么？进一步说，法官在量刑时，不正需要罗耀星所在单位的这类证明吗？
为什么我们会“直把正常当反常”？不能否认，在量刑程序存在缺陷的情况下，尤其是当定罪和量刑捆绑在一起的时候，司法的量刑要获得民众信服越发困难。加上量刑中司法权的恣意和权利受损时有发生，人们对法律之外的力量持有的警惕已近乎神经质，对一份“情况说明”浮想联翩起来也不难理解了。
一纸情况说明，换来一片骂声，这绝非一份正常的法制环境。反思的焦点，应该是量刑程序法缺陷的隐忧，而远非一份未必起到功效的书面说明。
毕诗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