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义：官商勾结在政令统一难

　　A公司建一幢楼，因与B公司厂房距离过近，无法通过消防验收。温岭市规划局以市政府的名义作出决定，注销B公司房产证。B公司向上级台州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台州市政府经复议决定：B公司具备申领房产证的条件和手续，温岭市政府的行政行为属认定事实错误和明显不当，依法应予纠正，决定予以撤销。一个挺圆满的结局。(《新京报》8月9日)

　　然事情又出曲折，B公司接到法院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通知，因A公司不服台州

市政府的复议决定，向法院提起诉讼，而A公司由温岭市规划局独资设立，其董事长是该局局长兼党委书记严某。一个天大的笑话：下级政府告上级政府，但却实实在在发生了。

　　下级应服从上级，下级不能告上级，这是行政管理体制的基本要求。行政机关之所以不能告行政机关，是因为政令统一的需要。现代行政管理不是封建割据，而是讲求一体化管理。如果政令不一，政出多门，那就会造成“割据”状态。因此，没有哪一个国家允许下级政府告上级政府。即使像美国那样中央与地方分权的国家，也不会允许地方政府告中央政府。其间发生争议，自有其他途径予以解决。政府内部是绝对不允许“窝里斗”的。

　　此案在法律上道理很明了：如果以市政府或规划局的名义起诉，是不能诉，因为下级要服从上级；如果以A公司名义起诉，是无权诉，因为A公司既不是复议的申请人，也不是被申请人，与被诉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法院应予驳回。但背后隐含的问题却值得深入分析。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是人们对一些政令不畅、另搞一套做法的报怨。对此，我们可以区分为“善意的制宜”和“恶意的规避”。善意的制宜是可以的，也是应当提倡的，因为各地会存在特殊情况。但恶意的规避则是有害的，因而是应当严格禁止的，否则行政管理难以形成统一。但恶意规避的“恶意”从何而来呢？台州案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注脚：官商勾结。

　　台州案是以官商勾结的极端形式———“官商一体”表现出来的。对此，国家早已三令五申：禁止党政机关经商办企业，禁止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兼任企业领导。不知何故，温岭市规划局还敢如此做，甚至堂而皇之的提起诉讼，公然对抗国家政令统一。由此可见官商勾结的恶果，官就有了商的“底气”，商也就有了官的“霸气”。但官商勾结则政令难一，市场难立，民权难保。

　　然而，真正值得忧虑的是，诸多事例表明，官商勾结有着文化上的传统，至今难以消弭：山西

　　市场经济有着政经分离、官商分立的内在要求。因为市场经济是“商家”的事情，“官家”的事情是维持秩序。“商家”需要的是平等竞争的环境，而这一秩序要靠“官家”提供和保障。如果政府部门直接介入市场经营，政经不分、官商合一，不仅会破坏平等竞争的市场秩序，而且也会使一些公权力成为逐利的机器，而不再是为民谋利的工具。这样的市场经济就是“坏的市场经济”。

　　为了破除政经不分、官商合一的旧体制的弊端，国家采取了许多措施。但“千百万人的习惯是最可怕的势力”(列宁语)，这些措施还有待认真落实，消除政经不分、官商合一，实现政经分离、官商分立，怕是一项长远而艰巨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