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前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份，我国新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与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呈显著下降趋势：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2772家，同比下降7.6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07亿美元，同比下降1.16%。(8月16日《上海证券报》)
在有关人士总结的三大原因中，除去人民币汇率升值这一“不可抗力”之外，以内外资两税合并为标志的市场法律、政策体系的公平与透明，和拒绝引进高耗能、高污染的外
资项目，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而言，都是利好消息。果真如此，我们应该额手称庆。
从最积极的角度来看，上述消息可能标志着尊重成本核算与劳动效率的时代的到来。按照袁剑先生的说法，“以剥夺本国劳动阶层的各种劳动保障、人为压低他们的工资、放任自然环境的损害为代价，从而赢得竞争中的价格优势的打到底线的竞争——‘竞次’选择”，有可能成为历史。
在政府主导的本轮经济发展中，由于GDP至上的政绩观的牵引，政府对于不能快速见效的市场公平竞争环境的建设着力不多，而一味依赖于不计成本的外商直接投资。在长江三角洲地区，“零地价、送厂房、政府指定银行配套贷款，‘五免十减半’等‘政策倾销’”成为常见的引资组合拳，有人形象地将此称之为政府的“割肉比赛”。割掉的是民众的当期福利，换来的是可怜的生存工资与政绩的提升。
幸亏在贸易顺差、环境破坏与社会贫富的三重压力下，建立以和谐社会为目标的市场化体系被紧急提上议事日程，四川、内蒙古、浙江三省区正在试点的转变政绩考核指标，不再以引进外资数量与GDP总量为政绩指标的做法，正是引进外资数量出现下降的核心所在。
我国已开放产业的前5名都由外资公司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例如，汽车工业中外国品牌占销售额90%；美国微软占有中国电脑操作系统市场的95%。外资带来的风险包括利润的“肥水外流”；过于开放的外资政策遏制了本土企业尤其是民企的生存环境；外资发展大量高耗能高污染企业，虽带来了不少先进技术，却始终牢牢掌控着核心技术。长此以往，中国经济的发展路径很可能被外资“锁定”，除了走上依附型的低端制造业之路。
生产的效率而不是生产规模，才是决定未来经济发展健康之路的关键因素。不管是为了维护经济主权，还是出于市场体制的内生化要求，都有太多的理由要求我们放弃经济领域中的丛林法则。从长期来看改革与开放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可偏废的两翼。如果引进外资所走的弯路，让我们催生出内在的市场机制，其财富价值绝不在引资数额等有形价值之下。
叶檀，女，财经专栏作家，上海《每日经济新闻》评论主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