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6日上午，中年男子杜仁政爬上广州洛溪大桥护栏，要求警方答应他在交通事故中受伤的索赔条件。在警方的劝说下，该男子才走下护栏。警方称，事件使洛溪大桥塞车4小时，车龙约10公里长，约7万辆车次受到影响。部分受到影响的市民对其怒吼："要跳你就跳！"人大代表朱永平也表示，他不久前就曾建议广州市公安局针对各种"跳桥秀"、"跳楼秀"事件建立快速处理机制，减少此类突法事件对广州交通秩序的影响。广州市公安局已对此作出了正式回复，并希望媒体大力宣传此类事件的违法性。（8月17日《信息时报》）
“自杀秀”等极端维权频频上演，通常认为是作秀者成本很低，收效却可能很大，能换来“特事特办”。在极端维权“泛滥成灾”，影响到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的时候，公众的同情和热情，开始转化为冷漠和愤懑。而愤懑的对象，则是这些动辄作秀的极端维权者们——各种弱势群体。政府部门和媒体的推波助澜，更是加剧了这种愤懑的情绪。
不可否认，极端维权者有时候确实缺乏必要的、正当的维权意识；而且，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的维权要求通常还带有不合理的、有时候甚至是无理取闹的成分。但我们也应该可以看到，绝大多数极端维权者的事实情况是，他们的极端维权，是关系到他们重大利益的正当维权，长时间得不到有效解决后的极端做法。
公众对极端维权者的愤懑，显然是一种“愤懑迁移”：从一开始对某些不作为或者少作为的官员、政府部门，以至对正当维权法律软弱及执行不力、维权渠道的单一不通畅的愤懑，迁移到原本值得同情的受害者——极端维权的弱势群体身上。笔者认为，这样的愤懑迁移值得警惕。
比如报道中“跳桥秀”的男子杜仁政。他因车祸历经数月治疗，花费了20多万元，造成8级残废，如今家徒四壁，但是两名主要责任人至今不见踪影。他去交警那边“好几十次了”，一直都没有人给他解决。无奈之下，用“跳桥秀”来为自己维权。
在有些人眼里的、所谓的正当的维权意识，无非是上访、打官司，如此等等。对极端维权者来说，他们往往是这个社会的下层劳动者，或者是弱势群体。他们不愿意采用法律诉求的原因很简单，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根本支付不起上访、打官司所必需的时间、精力、金钱和机会成本。
近年来，各阶层维权问题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缓解，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共同关注，各地相关部门也出台了一些建设性的政策措施，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但现实是，正当维权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必要的、和它理应得到的重视程度。官员“老爷化”，政府部门“衙门化”，维权途径的畅通、维权法律犯规的不健全、执行不力等情况，依然存在，他们都阻碍了正当维权工作的全面、深入进行。
笔者认为，解决极端维权问题，在法律法规没有健全、完善，没有全方位贯彻执行以前，在正当维权途径没有彻底畅通、扫除障碍以前，增加对极端维权者的惩罚力度，好像并不是使问题得到解决的最佳方式，或者是说这不利于问题的深入、全面解决。很显然，它肯定了公众的愤懑转移，加剧和纵容了公众的愤懑情绪，并把这种情绪扩大和蔓延，以至模糊了公众看待问题的对象和视线。
如果想让极端维权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和消除，需要做的，不仅仅是要培养弱势群体的正当维权意识；政府还应该设立专门的弱势群体维权协调保障机构，及时援助那些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弱势个体；政府也应该规范弱势群体维权相关程序，使弱势群体明晰维权的相关责任和义务、了解维权的具体操作程序和过程；社会也应该建立起相应的司法渠道，方便弱势群体维权投诉；健全法律法规并切实施行的同时，还应该建立相关法规措施，加大对违规主体的惩罚和赔偿力度，增加他们的"无赖"惩罚成本，使弱势群体在维权中能够获取必要的补偿。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这些具体的政策和措施“有其在”，更要“有所为”，落到实处。如果仅仅把公众的愤懑迁移到极端维权的弱势群体身上，问题则很可能走向极端，这种不理性的动向，无论是公众还是决策者都应该警惕。警惕的同时，社会各界和有关部门，更应该采取各种措施和方式，尽快加以革除。 作者：李记（正义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