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广东省旅馆业治安管理规定》，该规定要求，9月1日起，入住酒店3小时内，客人的身份信息将出现在当地派出所的电脑屏幕上。(8月16日《新快报》)
从维护社会治安的角度讲，广东警方的做法的确具有功效，但在一种社会常态下，这多少会让公民感觉到不舒服，觉得自己时刻暴露在别人的视野中，隐私受到一定威胁。我们
感叹于现代社会管理的严密与效率的同时，也对现代社会私人空间的脆弱感到忧虑。
应当说，社会管理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对规章决策，论者随意否定，确有“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嫌疑。我们所面对的这个问题，实际是公益与私益、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孰轻孰重的一个价值取舍难题。在现实当中，面对这样的选择，我们必须明白什么是更值得珍视的。隐私权和对私人空间的保护是文明社会应当尊重的基本价值之一。个人隐私权作为最核心、最应受到呵护基本权利，即便是在公共领域，也具有不容置疑的优先地位。当然，在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的冲突与博弈中，个人权利并不是不能牺牲与让度，但必须是在特定条件下，比如说，公共安全预警等级高的时候可以采取特殊措施。这个限定条件，我们并没有在广东的规定中看到，它似乎是一种常态管理。这便是人们之所以对该管理规定提出质疑的原因。
同样一个问题，我们拉拉杂杂想了这么多，权力部门显然并没有像我们一样想得多，而是借助现代技术手段，一下子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了”。其实，在现代社会，“想得多”并不是一件坏事，多层面的思考问题是考虑多层面的利益的基础。复杂问题简单化，很可能会把诸多不同权利和利益“简化”掉了。
复杂问题简单化，在公共管理中并不少见，这是权力视角不知不觉地在作怪。权力的可怕性不全在于贪婪、暴虐，而是会让掌权者产生一种基于权力的思维方式。权力视角下的思维，一大特点就是容易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正如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所表示出担心一样，权力拥有者“如有可能就恨不得把整个社会变成一张张国家专用地图，打开一张一看就知道有多少人、身份是什么、住在哪里、有多少财富，再打开另一张一看又知道了别的什么东西；国家甚至为此不惜用简单和清楚的社会工程重新建构社会。”
“复杂问题简单化”的最大动机乃是掌权者对政绩、效率的追求。但现代社会管理的评价，并不完全以效率为惟一标准。以掌握权力的国家机关而言，选择一种更有效率的方式并不难。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其政治预言小说《1984》中，描写了一个极度透明的“大洋国”，在那里，所有的空间被装上了一个叫做“电子屏幕”的现代化设备，无时无刻地监视和支配人们的生活。现代技术的发展(比如电子眼的应用)，完全有可能使其变为现实。所以，某种意义上，能够把复杂问题复杂化对待，应当比复杂问题简单化更可贵。尊重事物的规律，多考虑一些因素，哪怕效率低一些也应当选择。
在公共管理中，“复杂问题简单化”曾经给人们带来过很多痛苦和教训。对此，权力的拥有者应当保持一种清醒与自觉，不要凭借权力轻率而为。即便出台一些特殊的管理规定，也要明确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使用，不能不加限制条件随意使用。■伍铭 燕赵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