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校园民谣《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与清华的操场和草坪有点关系，那是清华学生少年情怀的总结，抱着吉他席地而坐的吟唱。这一次，取代上铺兄弟的是席地而卧的家长。
因为周围的旅馆已经住满或者是想节约些钱，送清华新生报名的百余位家长，干脆在校园的操场或门廊走道上露宿(昨日《新京报》)，于是就有了些议论:有的说学校安排不周到，有的说孩子不懂事，当然合乎情理地，有人说起了贫困生的话题。
如果用探幽析微的眼光，把它看做是观察社会的一个切片，自然，我们可以想到世道的炎凉。如果比起每年开学前后，总有为孩子的学费凑不起而寻短见的父亲，睡在“厚德载物”校训旁边的家长，至少还有些庆幸；如果看到“毕业即失业”的现状，想到将来不愁生计的孩子的前途，能在清华操场上躺上一晚，对于家长来说，甚至还是一种幸福。正如报道中所说，家长睡得“还算安稳”。
如果用社会阶层的方法分析，似乎也可以得出些结论。今年清华新入校的本科生有3308人，睡在操场的家长有百余人。基本上，不外乎以下几种情况:对于在录取中遭到全国人民眼红的，享受“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北京皇城中土著来说，是不用睡操场的；对于能动用公车送孩子上学的父母，在住宿费用不菲的北京，大概也能公款买单；对于少数钱包鼓胀的社会精英来讲，这根本不是件事；对于能在垄断行业中谋份美差的父母，也能找到中产阶级子嗣出息的满足，住个招待所，差不多是种委屈；对于能在北京投亲靠友的家长来讲，回家后对乡亲们讲起，至少也是一种荣耀。那些睡在操场上的家长，大部分恐怕都没有上述的因缘，在社会资源上无依无靠，在社会关系上不会比晒谷场、城镇边缘更宽广些，睡操场，基本上是符合社会学的原理了。
如果从家庭伦理的角度看，几乎不用我等置喙。鲁迅先生在《我们怎样做父亲》中，以“新青年”的笔调写到，“一个村妇哺乳婴儿的时候，决不想到自己正在施恩；一个农夫娶妻的时候，也决不以为将要放债。只是有了子女，即天然相爱，愿他生存；更进一步的，便还要愿他比自己更好，就是进化。”他当时是从反“父权”的角度来说的，近百年来的磨砺，复杂世象的冲击，“父权”已经灰头土脸了，完全达到了鲁迅的目标:对孩子无私的爱。放在历史中看，竟也未必是个不雅的例证。
如果就事论事来讲，也还没有到责骂孩子的地步。学校管理严格宿舍不许容留他人；今岁北京炎热，如果对于这两天从南方火炉送孩子报到的家长来说，反正在家里也是睡防空洞、马路，如今在学府安躺，还呼吸了些斯文之气。再说，孩子毕竟还算懂事，心里怀有愧疚，席地而眠的父母亲，心里一定会更宽广了些吧。
18年前，老爸和我一起抬着他娶我妈时的大木箱子到大学报到，里面装着粗布衣裳若干，当然还有父母带有乡土气息的期望。老爸把我送到宿舍以后，就去住招待所了。那时候，招待所不贵，十元一晚，家长们都住得起。 胡赛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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