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贵峰
“我有一个看法，现在中国政治上的一大弊端是‘官多为患’”，原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最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可以说古今中外没有过。更何况一个省、市除省长、市长外，还有八九个副职，每个人再配上秘书，个别的还有助理……”(8月23日《瞭望东方周刊
》)
“官多为患”，张全景对时下官场弊端的分析，可谓“一针见血”。近年来，诸如“中国官民比高达1∶26”、“一个市政府19名副秘书长”等广泛传播、热议一时的新闻，可以说就是这种“官多为患”现象的很好佐证。
而顺着张全景所指出的官场弊象分析下去，“官多为患”背后的实质又是什么？如果我们承认，官之所以为官，其与“民”的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是公共权力的行使者的话，那么不难发现，“官多为患”的实质其实也就是“权力过滥”。
比如，“权力过滥”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权力的数量和规模太多太大——管了许多不该管、也根本不可能管好的事情。据去年河南郑州市公布的一项“权力清单”显示，该市政府共拥有的行政权力高达4122项之多。具体以经济领域为例，众所周知，虽然市场经济在我国已实行有年，在一般产品、服务领域市场的基础性作用也已日益深入，但总体上看，整个社会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仍然并不高，如在能源等重要稀缺性资源以及要素分配等关键性领域，起主导作用的依然是挥之不去的政府权力或者以权力为后盾的行政垄断。很明显，权力太多太大，最终体现在人事上的结果，必然是机构的臃肿和官僚的冗赘，也即从内在的“权力泛滥”走向显形的官场泛滥——“官多为患”。
当然，从权力的本质是服务、官员的本质是服务者的角度看，权多官多似乎不应是一件坏事——更多的服务者为社会提供服务有什么不好呢？
要回答好这个问题，在这里，不能不提到“权力过滥”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权力运用上的易滥——在监督制约缺乏的环境下，权力与责任的错滥，或者权大责小或者有权无责。这也就是说，讲权力的本质是服务，其实只是从制度设计、价值诉求的理想层面而言的，而从现实角度来看，谋求自利、容易滥用才是权力的天性，所谓“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无疑，这个意义上的权力之滥，比数量规模上的滥，更能见证“权力过滥”的实质内涵，也更能说明由此派生的“官多为患”的根源——一旦权力失去了相对应的责任与制衡，那么，它的使用就会变成一种一本万利乃至无本万利的交易。在自利冲动支配下，权力的自我膨胀、扩张，便是一种必然趋势。这正如孟德斯鸠所说的，“有权力的人会使用权力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停止”，而作为权力自我膨胀扩张主要载体和最终结果的“官多为患”，自然也就不可避免。
可是，民主政治的逻辑告诉我们，任何权力都是权利让渡、委托的结果，这正如我国《宪法》指出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意味着，服从和服务于权利乃权力的天职，因此无论权力的设定、获得，还是权力的运行使用，都必须经过和接受权利的严格审查与监督。显然，只有将这样一个权力民主逻辑不断引向深入，“权力过滥”及其表现形式——“官多为患”，才能从制度上得到根本克服。
来源：燕赵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