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丰慧
药品19次降价，体现了国家对老百姓特别是患者的关心和照顾；体现了国家下决心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决心；也说明药品价格已经高得离谱，已达到百姓承受的极限；更加说明药品降价之难，说明每次降价后价格的大幅反弹抵消了前次降价的效果。一类商品如果在几年里19次降价，一般情况下百姓应该很明显的感觉到。而药品降价19次，广大百姓却感觉不到，感觉不大。为何？难道药品是什么特殊商品？药品会“变戏法”和“变身术”？这似乎成了一个“谜”。
8月31日《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基本揭开了谜底： 第19道降价令生效当天，记者走访发现，“降价令”在各地执行情况总体不错，但也遭遇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对策”，部分厂家和药店的做法让人感到不可理解。有的药品生产厂家因降价而停止了供货，已经造成个别药品暂缺。大连物价检查所一位负责人表示，每次药品降价后，都会有一些药品从患者的视野里“消失”，用不了多长时间，一种新名称的药品便会“面世”，成分与此前“消失”的药品大同小异，有的甚至换汤不换药，但药价却可以冠冕堂皇地步入“新贵”行列。
这就出现这样一个怪圈：药品价格高—百姓呼声大—国家开始降价—降价药品消失—新药品诞生—药品价格继续高—百姓再呼吁—国家再降价……一直在这个怪圈里面打转转。这是19次降价效果不大，百姓感觉不到的主要原因。
按理说，降价次数达到两位数后效果仍然不大，证明单纯依靠降价一种手段已经不能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了，就应该思考一些深层次原因。否则，一定还有20、30次甚至更多次数的降价措施出台，百姓也会有20、30次的失望和丧失信心。因此，一边降价，另一边必须坚决取缔和打击厂家的“变戏法”和“变身术”。一位医药专家曾经举过这样一个例子，一种药曾经的价格只有几分钱一粒，结果成分一模一样，连一点改动也没有，换了一个药名，竟然达到一两元一粒。医药管理部门在新药品种审批中，应该能够把住这个关口。
首先，新药审批环节应该实行阳光政策，公开申请审批药种的成分、作用，与哪些药品疗效近似等内容，接受社会各界监督。一些生产厂家知情人员说，一种新药在审批环节的公关费用少则上百万，多则几百万甚至上千万。这些所谓的“公关费用”大部分是贿赂资金，要加在药品成本里的，最终还是患者埋单。因此，对于新药在论证、审批环节发生的权钱交易，无论是主管部门官员或是专家教授要统统拿下，严惩不怠。同时，希望一些厂家和药品经销商要自律，要有社会责任感，不能惟利是图，更不能见利忘义。卫生部长高强曾经这样说：“患者住院吃药，本身就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再在他们身上大赚钱，问心有愧呀！”
总之，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把药价高降下来，只靠单纯的硬性降价手段还不够，必须从药品的生产、经销环节以及管理审批体制上采取综合措施，特别是要严格打击生产厂家“换汤不换药”的变戏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