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评·
公共财政应完善平衡和补偿机制
7月，国税总局公布上半年税收完成19332亿元，同比增长22.3%，远远高于10.4%的GDP增幅。社会上一些税负过重的声音与评论也随之而出。8月25日国税总局在其网站上解释
了税收高增长的原因，并驳斥了税负过重的观点。这样的情况似曾相识，近年来都是“公布数据-解释”这种模式。几乎每次公布税收数据后，都会引来质疑的声音以及相关行政部门的解释。
记得2005年7月《福布斯》曾公布一项调查，声称中国的税负痛苦指数居全球第二，并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对此，各种官方解释也是集中于计算方法的差异以及对税负痛苦指数本身的质疑。
现在我们应着力研究引起这些困惑的税制原因。事实上，在关于税收高增长的争论中，技术性因素并非是主要的，值得关注的是财政制度建设中的全局性问题。首先，要明确税收高增长究竟对经济有何影响。一方面，未来税收改革呈现出明显的经济紧缩性效果，包括增值税的转型、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解决欠退税问题和农村税费改革、关税税率的进一步下调在内的措施，都会带来减税效应。因此，过高的税收增长显然会在未来对财政产生较大的压力，并对税制改革产生影响。
另一方面，税收增长过快的“挤出效应”不容忽视。这种挤出效应有两方面，一是在经济增长中把过多的资源集中到政府部门，间接降低了企业扩大再生产能力，并对提高居民消费有负面影响，二是伴随的财政投资支出的不断扩张，客观上不利于利率市场化改革，并降低了民间投资活力与财富积累。
了解了税收高增长对经济的影响后，还要全面理解中国的宏观税负究竟是否过高。虽然目前各种计算方法都具有片面性，但各界人士也普遍承认，如果考虑企业和个人的各种非税负担，那么总体上中国居民的财政负担水平并不低。随着预算统一改革的推进，预计名义税负和实际税负的高水平将显现出来。不管怎样，公众的实际感受更贴近于经济现实，起码税负过重在特定经济部门表现突出。如官方数据表明1999年到2004年个体工商户减少810万户，而研究证实沉重的税费负担和寻租支出是这一现象的重要动因。因此，公共财政改革并非是简单地把各种预算外收入转为税收，而是在此过程中应建立并且不断完善相关的平衡和补偿机制，避免税负在总量和结构上的过度积累。
此外，税制的效率和公平性也是一个审视当前税制的视野。从效率方面看，国税总局对税收高增长的一个主要解释，是税收来源(税基)与GDP核算内容并不完全对应，因此二者的数量增长之间存在偏差。这反过来恰恰说明了税收弹性需要改进，税制存在一定问题，没有契合经济增长现状，因为各国经验都表明合理的税收增长与GDP增长之间不应长期存在较大差距。
再从公平方面看，公众之所以对税负问题这么敏感，除了一些政府官员的灰色收入和行政寻租行为带来的不满情绪外，还因为大量的财政资金用于浪费性的行政管理支出，而以社会保障为核心的公共服务支出仍需提高。经济学告诉我们，公共财政的合理运行状态是“林达尔均衡”——就是在该状态下，每个人共同面对的公共物品产出量和每个人付出的税额在边际上相对应。然而，在我国的公共选择机制尚不完善的情况下，这种均衡、税负与福利相称的公平目标都尚待努力。
在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中，税收政策是关系政府命运的核心问题之一，政府要得到社会公众的支持，往往就需要一个公平、合理的税收制度，需要一种科学有效的、在立法基础上的税收政策产生机制。其中需要注意的是，当税收成为部门政策后，全力增加可控税收资源将可能成为相关主管部门具有“政治人理性”的主要选择。因此，只有突破部门主管和部门协调的税收政策制定模式，在制度、立法、全局意义上优化税制，税制才能实现在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中的多重功能，才能发挥现代税收体系的应有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