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天价索赔案，由于诉讼标的由3000万元改为1元，有人乐观地称之为“胜利”，果真如此吗？
8月30日晚，鸿富锦(富士康子公司)有关负责人在接受新华社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公司作出这个决定，是希望媒体不要将注意力放在赔偿金额上，而是关注事实本身。鸿富锦为何急于将人们的视线从赔偿金额中转移出来？在降低诉讼标的的“仁慈”背后，还隐藏着
什么？
不能不承认，富士康3000万元诉讼标的和申请的财产保全，已经给两位记者造成了一定的伤害。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倘若财产保全错误，给被保全人造成了损失，被保全人有权要求赔偿——因申请错误造成被申请人损失的，由申请人予以赔偿；因人民法院依职权采取保全措施错误造成损失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予以赔偿。
那么，富士康申请财产保全有没有问题呢？众所周知，名誉侵权的赔偿金额是非常有限的。曾经轰动一时的陕西泾阳“处女嫖娼案”，受害人麻旦旦仅获赔74元！而富士康提出财产保全高达3000万元，其依据到底是什么？申请人申请财产保全的对象应为可能承担实体责任的当事人，但是，根据报道，在富士康天价索赔案中，深圳中院欲冻结翁宝的财产，实际冻结的却是翁宝和他妻子的共同财产，而冻结翁宝妻子的财产于法无据。
这就意味着，财产保全申请的前提、对象和金额，都可能存在问题，而其中的任何一项出现错误，富士康都可能承担赔偿责任。也就难怪富士康为何将3000万标的一下子降到了1元，急于抽身了。
因而，富士康高达3000万的财产保全申请，涉嫌过度行使财产保全权利，涉嫌滥用诉权。清华大学张卫平教授指出：“如果财产保全的目的是为了对记者进行威胁、惩戒，这种做法就失去了正当性基础。”
可怕之处在于，赔偿金额一向很少的名誉诉讼案，在财产保全申请的对象、前提和金额都可能存在瑕疵的情况下，富士康的财产保全申请却得到了法院的支持，被法院认为“申请理由成立”，资本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实现了自己的目的。问题是，假如资本滥用诉权而得不到足够的制约，就很容易给公众的安全感带来伤害，这种后果，又有谁来承担呢？
以申请诉前财产保全为手段威慑对方当事人的做法，早已多次出现。因而，最高人民法院早就要求，严格审查诉前保全的前提条件，防止有人滥用财产保全，给被申请人造成不利影响，也防止法院因审查不严承担赔偿责任。既然富士康提出3000万的财产保全，它至少应该提供记者给其造成的不低于3000万元损失的证据。富士康宣布将诉讼标的降到1元，恰恰暴露出法院审查不够严谨。
在3000万降到1的“仁慈”背后，或许隐含着一种令人恐惧的力量：既然能从3000万降到1，也能从1提高到3000万。如果需要，企业可以呼之即来，一切似乎被实力强大的企业玩弄于股掌之间，从始至终，我们看到的是资本无所不能的张狂，当一位公民面对这种强大的力量，他该如何应对？阻止资本“挥洒自如”的力量又在哪里？
作者：
时寒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