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唐学鹏
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罗德里戈·拉托表示，IMF意在重新分配其他成员国的投票权。中国、土耳其、墨西哥和韩国在IMF里的投票权比重将获得增加，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非常强劲，他们在世界经济上的比重与在IMF拥有的投票权的比重不相称。例如中国的GDP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比中国在IMF的投票权的比例多出50%；而韩国则高出1倍。中
国目前在IMF的投票权为2.94%，如果中国提高到3.65%，需向IMF缴纳22.6亿美元，韩国从目前的0.76%变成1.33%，需要花费19.2亿美元。不过，这问题不大，因为中国和韩国的外汇储备都比较丰富。
由184个国家组成的IMF的“投票权规则”，近似于股份公司。投票权规则设计是根据各国的GDP、贸易开放程度、外汇储备计算而来。谁比重大即可向IMF认缴更多的股份(10万美元一票)来获取投票权。由于近十年来，亚洲经济力量空前壮大，美国经济增长也相当可观，而欧盟的发展速度令人叹息。如果将IMF投票权调整看作是一次权力部分转移，无疑，权力将从欧洲流入亚洲。
美国的地位不会改变，实际上，根据新的计算规则，占世界GDP30%左右的美国投票权可能还会增加(目前美国的投票权为17.5%)。美国自然非常欢迎这一改革，另外他们潜在的一些私心是，比如，美国人希望通过扩大中国在IMF的地位让中国捆绑上更多的“义务”。拉托最近就充当了劝说中国提升人民币汇率的“小号手”的角色。
IMF的投票权改革是一场庞大而迟钝的国际政治博弈。拉托非常希望IMF能够增资，以扩大其影响力。而增资的出现，必然导致一些国家权势的变化，最终造成IMF内部权力结构的再造，但再造后的面容变化不算太大。
IMF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产物，它诞生的理由是为了维持世界性的固定汇率。不过，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轰然倒塌之后，美国、日本这样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汇率波动异常剧烈，而他们原本承担的“道义”是作为“众多货币遵循之锚”的。随后，IMF将自己的功能完全放在解决债务国的金融危机方面，即作为“全球最后贷款人”。由于这个世界经济在持续性膨胀，而IMF的基金规模却几十年没有变化，有控制力越发不足之忧。另外，一些成员国长期不归还的借款占IMF的基金之比相当高，造成IMF本身的金融风险。从任何层面看，IMF都需要大规模增资。
IMF的权力结构是“西方七国主导型”和“美国控制型”。美日德法英等七国拥有45.4%的投票权，美国则占到17.5%。IMF大多数提案采取的是“80%多数通过原则”，这实际上让美国拥有了绝对否决权。可以预想的是，IMF的新投票权计算规则还会提高美国人的权重，由于美国人对欧元区经济削弱美国领导力的担心，则使得美国人对欧洲投票权下降“不置可否”。那么，削弱美国人的唯一办法是将大多数提案的通过规则变成“51%的简单通过原则”，中国应该具备使世界经济力量分散化和均衡化的思维，而不能长久地接受美国人在IMF里的寡头政治。
另外，增发特别提款权(SDR)也是一个使得IMF均衡化的办法。SDR是一种虚拟的记账单位(它钉住的是成员国的汇率以及黄金)。伟大的金融大师索罗斯有一个绝妙的主意，“增发SDR并将其专项用于穷国”，这相当于稀释了发达国家的权力。因为SDR的增发是根据各国在IMF的基金份额，富裕的国家不需要使用SDR，无疑，这造成了他们账户上SDR无效堆积，正好可以转给穷国使用。而SDR一旦转用，即可向IMF换成美元以及黄金。不过，美国人已经发觉这一危险，他们正在声嘶力竭地反对任何“SDR性质的颠覆”。
我们应该注意，IMF非常“仇恨”亚洲货币基金，因为后者弱化了他们在亚洲各国的权势。亚洲金融危机国家接受IMF的救援时，不得不接受IMF苛刻的附加条件，如紧缩性货币政策、削减赤字、极力稳定币值的要求。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用最近的新书《让全球化继续》(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和《全球化及其不满》整整两本书来揭露IMF那种华盛顿共识式的愚蠢和残酷。我们应该推进亚洲货币基金的建设，假如潜在的金融危机不幸真的成为现实的话，能为我们提供更多的“国际救援层次”和“救援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