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诗成
9月6日，成都市政府宣布，发生于崇州市实验小学的群体性食物中毒事件，确诊病例为57人，而非传言中的数百人。同日，多家媒体报道说，事件发生以来，崇州市相关部门对事故信息遮遮掩掩，所提供的数据与记者现场调查结果大相径庭，存在虚报情况。“中毒学生起码有七八百人”、“转院的学生有的已经不行了”……各种流言飞速传播。（9月6日《
中国青年报》）
“以后这种虚报请不要再作为新闻报道了，如果有官员如实报告，这才算真正的新闻。”面对报道，已近乎麻木的网民不无黑色幽默地“教导”新闻记者，什么才是“真正”的新闻观。莫怪网民刁钻刻薄，近年来，矿难、水灾、假药，甚至交通事故……隐瞒负面信息、延迟公布数据，类似做法如同流行性感冒一样蔓延。有人感慨，国家定制度、下文件，三令五申逼着地方说真话，但为什么很多人仍然以近乎条件反射的本能，面对突发事件不肯按规定行事？
按照今年1月实施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对突发公共事件：“信息发布应当及时、准确、客观、全面，第一时间要向社会发布简要信息，随后发布初步核实情况、政府应对措施等”。但本次事件发生后，了解情况的医生被交代，“接受采访必须经崇州市卫生局同意”。崇州宣传部门称“事件重大，采访任何人都需上级部门同意”。而成都有关部门最开始“友好”发布的“通稿”，对具体人数这样的关键问题避而不谈。直到4天后，才有了一个像样的“说法”。
当地一位官员透露：此类突发事件受害者如果超过百人，当年政府的目标考核将被“一票否决”。不可全信，但也不能不信。不难发现，解剖一次次瞒报、虚报的背后，多有着一致而简单的动机：基层领导顾及个人官场利益，地方政府顾及它的集体利益。
撇开此案，我们以小人之心，冒昧地帮以往掌握信息却犹豫不决的人算算账：如果实报，就可能一年的工作要被“一票否决”，甚至主管领导要掉了“乌纱帽”。虚报呢？两种结果：一是“上边”始终不知道，浑水摸鱼，侥幸逃脱；二是“不幸”被曝光。曝光了，风险多大呢？从报道出的“先驱”看来，搞几个替罪羊，再写写检讨，问题好像比实报严重不到哪里去，按照“赔率”，按照风险……不如捂捂盖子，看看风声再说。这风声一看不要紧，流言就抓紧时间滋生了，原本想要稳定的东西，越发无法稳定。
我们无法令官员面对突发事件完全不犹豫，但必须构建强有力的杠杆，帮他们做出正确的抉择。已经查实的瞒报、虚报行为，一旦得过且过，其示范效应非常恶劣，因此，必须让虚报的责任人付出比实报严重得多得多的代价才行。另一方面，需要反思的是，我们的日常管理是否粗放？“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政绩标准是否被扭转？不可否认，很多成绩必须从数据中体现出来，但把数字看作唯一管理标准，不作弊才怪。正如有论者指出的，就好比看一个网站好坏，要是只看点击率，只根据点击率排名，必然有的站长要在点击率上作弊。
虚报、瞒报、缓报，本质上就是弄虚作假，就是以不正常手段换取不正当的利益，其害处比起贪污受贿有过之无不及。流毒甚危，不能一次次地等闲视之。（华商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