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萧山联达伞面染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达公司）打工的四川籍农民工王建昌、刘元平两个月没有拿到工资，企业几年来没有依法为他们缴社保金，他们为此而停了工，要求企业按时发薪，并申请了劳动争议仲裁；企业向当地派出所报案，警方以涉嫌“破坏生产经营罪”，将他们刑事拘留；劳动争议仲裁庭开庭，地点就设在派出所内，农民工被戴上手铐、脚镣参加审理的全过程（9月11日《工人日报》）。
让维权讨薪农民工戴着手铐、脚镣上庭接受劳动争议仲裁，这一起骇人听闻的滥用公权力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件，是对社会主义法制的严重歪曲，令法律很蒙羞。
械具是限制人犯人身自由的必要手段。什么人才具备“披枷”的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第17条规定得很明确：对已被处死刑、尚未执行的犯人，必须加戴械具。对有事实表明可能行凶、暴动、脱逃、自杀的人犯，经看守所所长批准，可以使用械具。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先行使用，然后报告看守所所长。上述情形消除后，应当予以解除。第21条规定，押解人犯途中，必须严密看管，防止发生意外。对被押解的人犯，可以使用械具。十分明显，只有那些被处以极刑尚未执行的犯人、具有严重危险倾向须以防范的犯人，才能享受到这种“待遇”。
然而，本案中的两位农民工是在参加政府机关的劳动争议仲裁，属于行政管辖范畴，是一种维权行动，其情况根本不适用于第17条、第21条之规定。十分滑稽可笑的是，警方事后竟诡称他们没有钥匙，无法打开手铐、脚镣，而看守所人员却辩称他们是为了防止脱逃才使用了械具。很明确，警方此刻的任何解释都是苍白的，都无法掩饰其擅自使用械具的违法性。
更为严重的错误在于，公安机关执法行为的随意性。当联达公司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便草率地以此将两位农民工刑拘，这是对法制的亵渎，是滥用权力。对于破坏生产经营罪，我国《刑法》276条的规定是：“由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的。”从两位农民工的行动上看，他们仅仅是停下了手中的工作，并没有毁坏机器设备，即使造成了5000元的布料损失，也够不上该罪名。相反，两位农民工的停工行为恰恰是《劳动法》赋予的权利。《劳动法》第32条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克扣和拖欠工资，用人单位未按劳动合同约定支付劳动报酬，劳动者可以随时解除劳动合同。由此可见，两位农民工要求企业按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按时发工资，是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没有任何不妥之处。试问：假如用人单位拖欠工资，职工因此停工，公安机关就可以随意抓人，那么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又如何维护呢？这种明目张胆地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行径，难道还不典型案件吗？
更令人气愤的，还有劳动仲裁机构对农民工的歧视。在公司老板“只要他（王建昌）不告公司，公司就不告王建昌，否则有他好看的”的威胁下，两位农民工不得不接受“调解”协议，每人领取了2月26日至4月29日的工资各1000元后离开企业。而萧山市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自2005年12月1日就已经调整为每月670元，最低工资的构成是每天工作8小时，每月工作不超过20.92天。显而易见，萧山区的劳动仲裁机构在此事件的处理上，与《劳动法》第48条“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规定相差甚远，显失公平公正，也是不合法的。他们就这么悄悄地把两位农民工打发走了，天理何在，公道何有？
由此看来，这件事不能完结，相关部门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认认真真地给两位农民工一个说法。违法者也必须受到法律的惩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