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诗成
上海猪肉精中毒事件波及全市9个区、300多人，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官员表示，现行对猪肉流通的管理沿用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兽医卫生检验规则，那时主要是针对猪的疫病、传染病，而没有把猪的一些饲料添加物残留作为强制检验范围。（9月18日央视《东方时空》）
此话一出口，全国人民都笑了——标准是五十年前的，被检验的猪早就不是当初那些只吃糠菜不吃添加剂的猪喽！于是，有好事者掰起手指头，细数落后规则近乎可笑的例子，有人想到了含400多种有机化合物的污染水质竟然符合1985年的饮用标准；也有人想到了火车撞死人后那个1979年制定的“80-150元”赔偿标准……这有些极端，但不极端却极落后的规则，的确大量存在。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有负责人表示：针对监管漏洞，由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牵头起草的《上海市生猪产品安全监管办法》有望年内颁布。———亡羊补牢，似乎犹未晚也。但补牢之术，终究也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堵住了猪肉精的口子，下次来个猪精、肉精的，恐怕还是要“交学费”，还是要先亡羊而后补洞。
本不该管50年的质检标准，凭什么就能愣充大瓣蒜地生存下来，直到“出了大事”？落后的行政规则，靠什么力量去涤荡？如何实现以系统程序，而不是特事特办的方法，使行政规则具有新陈代谢的机能？
行政主体虽是体制性存在，却不是僵死的“铁板一块”，常常也有其所谓个体的“经济理性”，动辄也会“趋利避害”———对于自己有利可图或行事便易的规则，便会热衷推广；相反，对于“损害”己利的规则，就会几推不动，宁可僵化地“为规则而规则（worktorule)”。
笔者不相信，食品监管中的漏洞与落伍之处，会多年发现不了；更愿意相信，是即便发现了也不愿意修正：多一项指标就要多做一份事情，这年头，没点驱动力，谁乐意没事找事干？至于出了问题，理由绝对现成———规章制度落后。
有人统计后说，这些年我国各项法律规章的颁布数量，位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但另一方面，“制度不够用”的呼声一直不绝于耳。要反思的是，头痛医头的方式修订制度，修订多少才够用？———我们此时的“制度落后”，有一些是源于缺乏制度自我修正、自我更新的有力机制。
行政人员的责任不仅仅在于具体的执行法令，也取决于提出建议与提高法律政策施行的质量。坦率地讲，他们中多数人并不是通过代表性选举产生的，而是由于专业、特长而被任命的。因此，他们对于政策的关注，既有“落实”的一面，更有关于政策可行性论证的一面———是否能够被实施？实施的效力如何？
说白了，既然你掌握着食品监管的公权，本身就具有为完善管理制度提出建议、做可行性论证的本职责任。长期以来，我们多局限于“落实政策不力”之类的工作问责，而忽视了“活的人”在“死的规则”之内，推动规则良性新陈代谢的责任。只有将行政管理者这部分问责落实了，我们的行政规则才能够具有新陈代谢的创新之力，公共管理才能焕发出更大生机。（华商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