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灵
近日，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朱清时说，调查显示，内地高校六成教师毕业于本校，日趋严峻的“近亲繁殖”现象危害了大学的创新能力。
高校六成教师毕业于本校，这一“近亲繁殖”的结果，根据的是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
等学者以23所知名高校的财经类院系专职教师为研究对象，对高校教师的来源进行的调查得出的，显然具有科学性。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院86%的教师从未在本校就读；哈佛大学经济学院47名教师中，只有1人获取最高学历是在本校。
如此巨大“近亲繁殖”的反差，辅以中国学术水平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这一客观事实的语境，很容易得出“近亲繁殖”是影响创新和学术素养提升的罪魁祸首之结论。但问题是，这是不是一种先入为主的思维逻辑：因为两者之间的逻辑关联并不像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的那样直接和必然。
从客观意义上讲，一个人学术水平和能力的培养，主要在于其天赋和个人的主观努力，跟其与其他学术研究者之间是否“亲近”并无任何关联。
当“近亲”与否的“个人关系”并不影响一个人客观上的学术能力时，那么将大学在创新能力上的落后归咎于“近亲繁殖”显然是“欲加之罪”。更何况，我们早已有“举贤不避亲”的古训和“铁证如山”，所以说，一个人是否“贤能”，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否具备相应的创新能力，全靠自己的天分和努力决定。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近亲”的关系，使得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更容易被权威者发掘出来，毕竟，对自己人的习惯性偏爱和提携的人性因素，使得在相同条件下，“近亲”更容易被“伯乐”发现。
当我们在逻辑上无法证明“近亲繁殖危害大学创新”这一结论时，就应该将着眼点放诸大学的人才评价、发现和培养体制上。事实上，正如许多学者已经明察秋毫地指出的那样，大学人才评价体制存在严重弊端，比如重权威而不重能力、学术帮派主义严重以及不少学术权威以权威压制“异己和异见”等等，正是在论资排辈式的学术专制主义抑制下，本应成为评价标准最为核心和关键的“创新能力”反倒成了被边缘化的“修饰品”，而“亲近”与否倒成为主要因素，毕竟，学术专制主义需要的是“权威卫道士”，而不是敢于质疑权威的“愣头青”，显然，在这里，“近亲”更具有“繁殖”的优势。
由此可见，是因为不合理甚至可以说是被扭曲的学术评价和生成机制，导致了“近亲繁殖”的蔚然成风，而不是“近亲繁殖”的“倒果为因”决定了学术评价机制，进而也可以说是决定了“创新能力”的与否。
我一直担心，在这种“近亲繁殖导致学术创新乏力”不智理论占据话语的主流地位时，学术创新能力的培养，将更多地从“高校教师流动”的角度，而不是真正从体制的弊端入手去彻底解决问题。也只有当我们的学术体系也像别人一样民主和开明时，“近亲”数据的盘点，才能回归“仅仅是一个几率问题”之本位，而不是我们这里的炒作噱头，甚至是解决问题的着眼点。（作者系北京青年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