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不让座”的唏嘘，大家都爱用一百年前梁启超先生在《论公德》中的说法自省：“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遗憾的是，这“公德”并没能救得了现代版“让座率”的命。9月20日《重庆晚报》消息说，微软亚洲研究院的最新研究成果讲座，受到重大学子追捧。遗憾的是，两个小时里，500学子眼里只有高科技，无一人给坐在台阶上的六旬老者让座。
一个“不让座”价值选择要成为“新闻”，其惊忪成本是日益高昂了：不给癌症老人让座、500学子不让座……洞察其背后的语境，就是：我们早已习惯了常态的“不让座”。这是个两难的命题——一者，我们脸红并忧虑于弱势群体不被礼让的现实；另一者，“不让座”的高调在市场背景下夹裹经济逻辑铿锵不悖。最后，“让座”与否异化成了道德与规则的博弈，舆论以近乎道德暴力的姿态谴责甚至鄙视着“不让座”的行为，遗憾的是，这显然刺激不了每况愈下的“让座率”。 可是我们真的搞清楚我们为什么不愿意“让座”了吗？
“让座”不是公德范畴的律令、而是私德花园的浪漫。无论公德私德，我们先得弄懂“道德”究竟是什么？最简洁的说法是，“道德”衍生于“资源不足”。因为听讲的座位不足，所以需要有人给“更需要坐下的”老人让座，这就带来了“道德”命题。就譬如乘车，它是一种消费行为，乘客以规定的车票价格购买了乘车权，他当然有不给别人让座的权利、而没有必须给他人让座的义务——而当我们在“让座”概念中兜转的时候，恰恰忘记了，正是公交座位的“资源不足”才把坐着的乘客拉入道德命题，而政府制度安排上的理念又深刻地隐射在我们的价值判断上，从制度安排上说，让座和不让座都是符合乘车的游戏规则的，然而让座的乘客牺牲了继续享受座位的安逸、不让座的乘客却承担了无德的指责——实际上，他们都是制度缺陷、资源不足的受害者——而公共道德的底线是人们是否妨碍了对方，比如公交上吸烟就是个公德问题，而“不让座”只是个体行为选择，是私德范畴，因此，让座是情分不是本分。但是，当政府以道德指责的姿态来因应“让座困境”，就难免让人觉得浑身不对劲。
让座也是个经济学问题，“自觉让座”的说法不符合经济学语境，因为“自觉”必须建立在充分认知的基础上，但信息不对等是永恒的。一辆公交车就譬如是一个竞争性的产业，有座位的属于优质资源，乘客是一个一个的市场主体，越早进入这个“产业”的，当然容易占到优质资源（座位），但由于资源有限带来的竞争性，不能阻挡每个乘客都想做理性经济人：于是“让座”这个道德行为当然有成本核算过程——车比较拥挤的时候，让座的成本相对就高、而在“大家都不让座的市场规则下”其潜在的道德收益就更小，再有，乘客也要考虑其心理预期——这也是长途短途车上“让座率”可以想见的定律。
道德风尚的恶劣是会传染的，道德风尚的重塑是艰难的。我们提倡“让座”，但是“怎么提倡如何引导”是个大问题，如果还是靠“道德谴责”包打天下，“让座”就充满了道德暴力，反思一下“我们为什么不愿意“让座”了”这个命题，是为了让“让座”成为一种心甘情愿的时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