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国内旅行社5月“封杀令”后，京沪粤三地的旅行社继续对十一黄金周的大理游进行“软封杀”。旅行社为“封杀”找到的理由是大理旅游集团的垄断和“景区捆绑销售”，但大理方面强调，真正的原因是，消费透明度的提高、“先付钱后消费”的新模式，减少了组团社的“获利”空间。(9月23日《财经时报》)
按大理方面所说，得罪旅行社联盟的是大理在2004年4月推出的一卡通结算模式。一卡
通将随团游客在其景区的旅游、餐饮、住宿、购物、门票等整合于一张IC卡中，实行刷卡透明消费。当时完全是迫于大理景区“先游后付”而引发的债务危机，如今大理旅游集团则大喜过望：不仅偿还了成立之初遗留的1000万元债务，而且盈利3000多万元。
应该说，在缺乏基本诚信的旅游产业链中，大理旅游地方性组织的积极介入策略虽不尽完美，但走出了可喜的第一步，从“游兵散勇”转变成“联合舰队”以挽救自身合法利益，并在旅游业乱象中敢公然挑战旅游业潜规则，勇敢地闯出一条光明大道。然而，大理旅游集团没有在机制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方面继续探索和精耕，却在如何争取利益最大化上绞尽脑汁。从今年五一黄金周开始，尝到甜头的大理旅游集团利用垄断控制的精华景区变相抬价，却忘记了给组团旅行社分一杯羹，充分暴露了商业集团贪婪的本性。正是这种贪婪更进一步触动到组团旅行社的利益，引发了组团社的联合抵制。
在这场争执当中，不管是大理旅游集团还是组团旅行社联盟，完全忽视了他们赖以生存的根本——旅游资源和服务质量。商业利益的争斗，最终牺牲的还是游客感受。让我们来听听那些曾跟团到过大理游客的抱怨吧：“各种明目的消费开销，两天花了2000多”、“大理导游素质太低，没完没了的强行购物参观”，“所谓标志性景点蝴蝶泉的蝴蝶泉就巴掌大的小水坑，连一只蝴蝶都看不到”……我们知道，旅游价值主要是口碑传播的，当一个地方的旅游环境沦落到天天看导游脸色、景点毫无吸引力、游客被限制消费自由的时候，谁还想去受罪呢？然而这点最起码的常识，怎么就在旅游中介的利益纷争中迷失了呢？
封杀大理，是旅游业两大中介组织——组团社和地接社之间玩的推手游戏。以联盟对抗联盟，表面上都打着为游客着想的旗号，暗地里都打着自身利益的小算盘。实际上，造成当前旅行社各自为战、互相发难的局面，正是由于旅游市场还未能形成一个能担当起责任和道义的强有力的行业性组织。这个行业性组织应当是一个真正为维护市场诚信、约束不正当竞争、保障游客各项权益而自觉建立的，它取决于旅游市场的发育程度和企业的整体性自觉。
纵观当下全国性旅游企业，国旅、中旅、中青旅三大社都或多或少有着官方背景，在产品、服务等方面也停留在比较原始的经营理念上，消费者没有感觉到多大特色。而小旅行社则更加不思做强品牌，迷恋低价竞争，以抢夺终端为终极目标。旅游业竞争看似激烈残酷，背后却充斥着行政性垄断、地方保护主义、权钱交易、黑金经济等利益乱象，仍是一个低层次的混乱市场。非正当竞争必然导致旅游行业利润的降低，也就更加以牺牲市场公平为代价，在层层环节对消费者进行克扣盘剥，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正是旅游业的浮躁和由此带来的种种内耗，导致我国旅游产业创造的经济总量和品牌价值都极为有限，而在象瑞典、瑞士、挪威等国，旅游业创收达到国民收入的70%以上，这离不开他们诚信的商业氛围和规范的市场环境。
可以预料，如果没有足够的力量推动改变现状，旅游企业仍然将长期处在利益争夺的旋涡中无法自拔。况且随着旅游消费市场的逐渐理性，消费者也会看穿旅游中介的丑恶嘴脸。说白了，旅行社其实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空壳组织，不具备任何实质性资源。如果连他们最起码的指导性和服务性本质也完全偏离正轨的话，人们自然就更倾向于自发结团或自助游的形式，而事实上这种更为自由自主、体现创造性的方式正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一族所接受。(张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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