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副教授阿忆在博客（blog）中将自己在北大的收入一一列出，平均每月计4786元；阿忆还将每月支出一一列出，最后的结果是入不敷出，并以此证明“如果不想办法增加收入自救，仅凭学校发的那点工资不能活下去”，北大副教授孔庆东随后也力挺阿忆。(昨日《华夏时报》)
不过，这两位教师的言论却在网络上掀起了轩然大波，一大批网民指责他们是故意哭
穷和为自己在外面捞外快找借口，有些人认为他们的收入已经很高，还有很多人的收入比他们低。这样的结果可能是两位教师始料未及的，这样的社会反应也折射出我国社会分配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首先是收入差距扩大和不透明性加深了不同收入阶层的猜疑。收入差距的扩大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当中的一个严重问题，我国基尼系数早已经超过国际警戒线。正是因为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社会上出现了一定的仇富情绪，甚至社会任何一个阶层的收入一旦公开，都会受到比其更低收入阶层人群的不满。即使阿忆的收入是1000元或者20000元，还是可能会遭到同样指责，因为不同人群对于教授收入的标准有不同的判断，而收入差距使得一些人难以理性看待比自己收入高的人群。
我国的收入来源日趋多元化，而税收征管制度不够完善，对于各类人群的收入很难准确统计，导致收入不透明，从而加剧了各收入阶层之间的对立和猜疑。许多都觉得自己的收入低，而其他阶层的收入高，任何一个人说出自己的收入时，听众大多都是持怀疑态度。
其次是社会保障的不健全和部分群体收入过低。由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很多人难以享受到必要的生活保障，一旦生活出现不安定和遇到风险，这部分人很容易对享有良好社会保障的人群产生对立和不满情绪。此外，无论在体制内工作的人有多少收入，因为他们基本上都享有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因此即使其工资单上的收入不多，部分低收入人群也会表达对其的不满。
也许正是顾及到这些问题，事实上，这些年我国体制内人员的公开收入水平，一直没有大的提高，而是较为平均地维持在社会中等水平。这样的维持，虽然避免了部分矛盾的激化，但是也产生了其他的矛盾，大学里很多优秀的人才会从岗位外寻求收入，反过来加剧了收入差距扩大和收入的不透明性。
因此，要缓解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猜疑和低收入人群对其他人群的不满，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第一是公开所有行业的收入和人均纳税额，对于公众人物的收入允许媒体公开报道，让各类人群的收入更加透明。这样不仅可以使得各种收入处于社会监督之下，避免偷税漏税，而且可以形成一种公平的资源配置机制，也就是当某一职业收入很高时，会有更多优秀的人才参与竞争，把那些平庸者排挤出高收入者的行列。
第二是通过一定的手段调节一些特殊企业的过高收入。许多垄断企业和资源型企业的高利润和高收入，并非源自于管理者和员工的高技能和高素质，很大程度上只是得到相关政策的庇佑，因此将他们的收入限定在合理水平，有助于提高社会公平，缓解人们对于高收入行业的不满情绪。
第三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提高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平。只有让那些没有社会保障和低收入的人群有了安全感，让他们不再为生计而担忧，他们才能更加平和地看待社会分工的不同和收入的差距。
总之，只有提高收入的透明性和公平性，既充分发挥收入调节的资源配置作用，又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才能让人们既享受到与贡献相称的收入，又增进社会不同收入阶层的相互理解。也只有这样，人们才能以更加积极的态度面对收入差距，提高社会和谐程度和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左宇(北京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