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浙江一位退休老教授给杭州市委书记、市长写了一封投诉信，反映和睦新村居民养狗成风、养狗为患，不仅污染小区环境，影响居民休息，而且带来了严重的安全隐患，要求相关部门予以查处。
其实老教授反映的问题并不只杭州才有，而且不只有狗患还有猫患。9月26日中新社报道说，我国属于人狂犬病严重流行的国家之一，目前发病数仅次于印度，居世界第二位；
而造成人狂犬病流行的主要原因是公众养犬大量增加，城市的宠物犬、农村的看家犬等数量及密度均明显增加，犬只管理工作不到位。
无疑，人狂犬病发病数世界第二这样的现实，就是一种公共卫生危机。这样的公共危机如果得不到有效的干预，那么，人狂犬病发病数就很难得到有效遏制，宠物害人的悲剧就会不停地上演。而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发起的运动式的“打狗风暴”却招致公众的强烈反对。总而言之，当前对于犬类治理从某种程度上陷入了困局。
在我看来，出现这样的治理困局，有着更为深层的原因，那就是，当前必须肃清一些公众的畸形宠物文化观与宠物伦理观，强化养宠物者的社会责任意识。同时，必须向公众厘清一个问题，我们强调对动物的保护，给予动物的福利，但这绝对不等于把动物福利等同于权利。否则的话，诸如犬类治理这样的问题，就始终无法找到一个“制度性出口”。
当前社会越来越强调对动物的保护，但是，宠物作为动物，从本质讲，是一种客体，只具有物的属性，而不具备人格价值。“以人为本”是我们社会必须奉行的理念。动物可以讲求福利，但却不能像人一样拥有民事权利。这也是人类对动物的底线与原则。所以，当宠物成为人类生存与生活的污染源，甚至对人类健康与安全形成强大的威胁，这时候，面对与人争夺生活空间的宠物，以实践人的权利诉求为目标的整治行为，就是城市管理的必然选择。
从这个意义上看，我国人狂犬病发病数世界第二，这实际上已经发出了一种强烈的信号，在公共治理乏力的背景下，人与宠物已经成为一对日益尖锐的矛盾体。诚然，动物并不具备人的理性思维，在种种宠物伤人事件的背后，就与宠物的主人不能坚守特定的道德底线，不能履行应该担当的社会责任有着极大的关系。正因如此，当前必须为少数人的畸形宠物观进行纠偏，同时，对那些不打疫苗，无证饲养的宠物主人，必须强化其责任与义务。
事实上，当前大量的没有健康保证的无证宠物广泛散布在人们周围，已经极大威胁着人们的安全。要处理好这样的公共治理危机，当前必须重树健康的宠物文化观与社会伦理观，不能让宠物爱好演变成畸形病态的嗜好，来强化公众的宠物责任意识。更重要的是，要纠正那种将动物福利异化为“人的权利”的错误观念，这样才可以通过弥合相关法律规定上的缺陷，并针对人们养宠物的现象，降低服务成本，建立完善的服务与治理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