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海建
26日提请重庆市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的《重庆市查禁卖淫嫖娼条例（修正草案）》二次审议稿，对“强制检查性病”条款增加了内容：除了检查性病，还要检查艾滋病。如果检查出有性病或艾滋病，将强制自费治疗。(9月27日《重庆晨报》)
任何强制政策带来的“便捷”或者“高效”，往往不是是伴随着私权领域的侵蚀、就是公共资源垫付的高成本——而只有当二者结伴而行，才能以制度救济之“善”抵消对私权凌驾之事实的“恶”，譬如精神卫生立法中的“免费强制治疗”。在“行政许可”成为这个时代流行语汇的时候，强制政策的“前世今生”更需要接受民意和理性的考量。重庆的这个审议稿，在延续了强制性一般性病检测的基点上，又加入了强制性爱滋病检测（且是自费），这不能不说是悖逆制度理性而行的、而且也没能守住“善政底线”。
从制度理性而言，最核心的理性就是“任何目的的正义都不能凌越程序正义的边界”。好比城市里的小区治安不好，于是出台强制政策要求临街的安装防盗窗，其目的是正义的，但这种政策若不经历听政等程序就强制推行，显然侵犯了公民的合法私权；但如果强制推行是由政府埋单安装的费用，则这种制度救济尽管无法掩饰制度本身非理性的本质、但至少还能显出强制政策之上的人本温情，也容易赢得民意的支撑——而论说到最后，小区安全和防盗窗不构成责任关联，倒是街道、政府职能部门的行政作为有着规避不了的逻辑关系。同理，我们应该搞清楚的是，如果严格按照医疗操作规程和消毒制度进行检查和手术治疗，艾滋病毒是不会传播给其他公民的，我们不是要穷尽一切强制手段去搜寻“谁得了爱滋病”，真正的制度理性所在——恰恰是我们应要求医务人员严格执行医疗操作规程和消毒制度；我们的社会构架营造出关爱患者、拯救患者的健康舆论氛围；与他们和谐共处，以人本的制度温情制衡爱滋病的传播速度。查一个，治一个，能解决根本吗？
“强检艾滋”的制度设计也昭示着我们“善政底线”的失守。爱滋病是可怕的，强制检查治疗的初衷也是善意的，但善政的底线是不能以牺牲“特定群体”的权益成全大多数人的权利诉求——因为，在某种范畴里，你我可能迟早也成为“特定群体”。我国的立法实践中，对行政执法机关的要求主张严格依法办事，坚持慎用警力、慎用警械、慎用强制措施。“强检艾滋”，显然就是运用了限制人身自由的权力。而对于卖淫嫖娼者只有构成了犯罪，才能使用强制措施，对查获者一律强检、强治，强制手段就模糊了“罪”与“非罪”的严格界定，显然与《宪法》和《立法法》精神背道而驰；此外，“强检艾滋”是有侵犯公民隐私权嫌疑的，就《民法通则》而言，公民是否患有爱滋病无疑属其隐私，而卖淫嫖娼只是属于道德谴责范畴、或构成犯罪可依法惩处，但其隐私权并不因卖淫嫖娼、或涉嫌此类行为而一并丧失。
凯恩斯在《自由放任的终结》中说：政府的当务之急，不是要去做那些人们已经在做的事，而是要去做那些迄今为止还根本不曾为人们付诸行动的事情。“强检艾滋”背后对强制政策的依赖逻辑值得我们警醒：任何政策都不能以方便管理为目标，再复杂的博弈也得遵循制度理性和善政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