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培勇日前撰文指出，中国之所以实行高税率，是因为名义税负与实际税负之间的差距太大，例如1994年，中国税收的实际征收率只有50%多一点。所以他认为当时的高税率并不造成高负担。但随着税务部门加强征管和税收实际征收率的稳步提升，名义税负和实际税负之间的差距已经在一步步拉近，于是高税率就
不合适了，他希望，全面启动新一轮税制改革。（《人民日报》9月26日）
名义税负与实际税负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是很可怕的，它意味着征收过程中巨大的弹性空间，最终结果是守法者多交税，而不守法者少交税。
抛开这一点不论，就高先生已经谈到的，为什么老百姓觉得税负沉重而政府部门论证结果却是不重呢？高先生所说的名义税负与实际税负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当然是一个重要原因，却不是惟一重要的原因。老百姓觉得税负沉重，乃是因为他们所说的税负中包括了名目繁多的费，有资料显示，在很多地方，费的征收额甚至远远超过了税。政府部门却只谈税不谈费，数据来源根本就不一样，论证结果当然与老百姓的结论不同。其次，老百姓评价税负水平高不高，不仅在乎实际缴纳了多少钱，更在乎政府如何使用这笔钱，如果他们对使用结果表示满意，基本上不会视税负为重担；如果他们觉得政府使用不当，即便大幅度降低税率，他们一样会觉得税负沉重。
单纯以狭义税率看，与其他国家比，中国税率并不是特别高，所以当前税制改革的重心不应是降低狭义税率而是尽可能取消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实行税费合一，并增强财政预算的透明度，在如何用税上做文章以取信于民。
对于税费分置，国内一直争论不断，关于收费原因，以往做出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解释已经说不过去了，因为公共管理部门的运行费用本来应该由公共财政支付，公共财政资金应主要来源于税收，公众已经缴纳税金了，当然不必另外支付公共管理部门的运行费用。何况如今这些部门收费的用途，维持部门运行以外，还大幅度反馈地方财政，已成为事实性的税上加税。而且，公共管理部门赖收费以活必然导致工作目标异化，直接造成管理不力，甚至放任自流的结果。
税费分置的重要原因是当时财政吃紧，其实供养不起这些管理部门，而税费合一的提议历次被否决，也就是因为担心公共财政出问题，问题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公共财政确实承担不了，中国很多地方，至今还是“吃饭财政”；二是不愿失去这块“肥肉”。相对而言，在中国税收总额大幅度增长的今天，前一个问题已经比较好解决。税费合一，取消各项行政事业收费的条件已经具备。
此外，要增强公共财政资金使用的透明度，资金使用方向必须得到公众认可，诸如教育、医疗等关乎国民基本福利的开支总额占同期公共财政收入的比率，应以立法形式予以保证。惟其如此，才能令公众感觉到税收的合理性，使他们不将缴纳税金看做是单纯的负担，而是得到令人满意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的先决条件。
据报道，《福布斯》杂志2005年称中国税务负担排名全球第二（仅次于法国），其实也是包含了各项费在内的综合税负。老百姓如今质疑税上加费、税费比率过高，质疑的真正焦点应该是现实公共服务质量及社会保障体系与庞大的税费总量的不相匹配。改革，首先要从这两个方面开始，抛开这两点，仅就狭义税率谈税制改革，不仅回避了主要矛盾，还会实际迷失了税制改革的方向。因为中国老百姓税负之高，确实不高在单纯的狭义税率上。（来源：燕赵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