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淦生
在现行的中学语文教材中，几乎所有篇目都或多或少地经过了编者（有些则是请原作者）的改动。个中原委自然多是为了使课文在谴词造句方面更显规范，语言更为洗练，篇幅更趋精短，从而成为学生学习、模仿的精美范文。这样的改动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在这些改动中，也有一些并不是从谋篇布局、斟酌字句方面去考虑的，而是出于思想内容甚至政治
方面的权衡。某些未改动的原文中，固然有一些值得推敲、斟酌乃至修正的地方，因为一些糟粕会在年幼学生的心理上造成负面影响；但更多的修改，我以为纯属轻视了学生的鉴赏能力、审美能力和政治上的分析能力。有些篇目在删改时甚至不惜掩盖历史真相，增加了读者阅读理解的难度，甚至使学生对文章的理解与作者创作初衷出现偏差。
记得原先的中学课本在选用朱自清先生的散文《荷塘月色》时，删去了文中“又如刚出浴的美人”这句对荷花的美妙而传神的比喻，原因大概是怕学生读此句后引起不良联想，今天看来这实在是透着一股迂腐的道学气。编者大概把当今的学生们都想像成鲁迅笔下的那些“看到胳膊就想到大腿”的“联想家”们了。今天的中学语文课本已将这一比喻和盘托出，也未见学生之中因读了此言而有伤风化。反倒是常见生活中不少联想丰富的先生，在读了某些小说中注有“此处删去××字”的一连串方框之后，堕入了一种无聊的“填空”之中不能自拔。
上面说的是编者担心“不良后果”而对课文作出“净化”处理。其实这类删改虽说道学气重了些，但对文章倒未曾伤筋动骨。近日读到《闻一多年谱长编》，重新读到书中收录的那篇感情慷慨激昂、读之令人血脉贲张的《最后一次讲演》时，竟然发现就连这篇思想性、艺术性极强且篇幅短小的演讲稿，也被编者剜去了一段在我看来并无不妥的文字！
课文在“我们的光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与“李先生的血不会白流的！”这两节之间，被编者先生删除了这样一段话：“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
《闻一多年谱长编》的编者、闻一多之孙闻黎明在给这篇演讲作的注中交代：“这里选录的是8月2日出版的《民主周刊》第3卷第19期的记录，它比较完整。”可见，书中收录的才是先生原汁原味的演讲辞，而我们亿万学子们“学习”的则，是经过我们编者的大斧砍斫过的“残缺物”！
至于为何删除这个语段，我想道理挺简单：一是文中这个司徒雷登的形象与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中的那个夹着尾巴逃跑了的侵略者形象实在相去甚远，在依一个体系编排的课本中，岂能让这样相互抵牾的言论同时出现？主席的文章乃经典之作，自然无人敢去“斧正”，该删的自然只有闻先生的演讲辞了；二是闻一多的讲话似有只反蒋不反美的嫌疑，在反美情绪浓厚的现实语境中，这样的言论又如何立足？在今天开放的中国，我们对司徒雷登的评价似乎也可以宽容一些了，至少我们得承认他对旧中国的教育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当时对查清李公仆、闻一多血案的真相也助上了一臂之力。
让学生了解完整的历史，是教育的责任。如果有些文章确实不适合学生学习，不妨将它们“请”出课本。那些选来作课文的篇目，则应尽可能保持本来面目，即便学生的理解可能有偏差，只要老师进行解释即可，大可不必删改原文。
其实，只要不是语言上过于有伤大雅，或是存在严重的原则性错误，就算是一些微小的瑕疵、与现实略显龃龉的言论，又何妨让它像维纳斯的断臂一样保留着？我们为什么就不能给我们的学生呈现出一个个真实的作家、学人？中国的创作传统中早就有“不悔少作”之论，我们又有什么必要将我们前人的作品，修改得近乎经典一般的完美？使他们都具有现代人一般的意识？这种虚伪的完美只能制造着学生与大师间的距离，让孩子们对那些思想、语言的巨人望而却步。这当中的得与失不知我们编写教材的专家们是否掂量过？还课文以本来面目吧，请相信我们教师、学生的鉴赏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