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迅雷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10月2日开始陆续揭晓。10月13日“发榜”的和平奖更是备受关注，今年提名人数高达191人，仅次于去年199人。挪威著名哲学家、诺奖授权提名者之一古纳尔·舍尔贝克认为，诺贝尔和平奖的挑选不看功绩只看影响，或许当初坚持在中国推出独生子女政策的人应该拿到诺贝尔和平奖。（9月28日《东方早报》）
中国独生子女政策推出者或应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可是一个让人眼睛一亮的新鲜说法！我理解舍尔贝克之说，是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褒奖，因为“独生子女”政策是整个计划生育政策中重要的一环。舍尔贝克的说法，对当今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走向应该有良好的启示。
众所周知，“基本国策第一人”是马寅初先生，生于1882年的马寅初当然不可能活到现在，而改革开放后施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是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层，所以看来是不会有人因独生子女政策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了。但中国控制人口，不仅是对中国的贡献，也是对世界、对人类的贡献，而且是极其重大的贡献；我们不知道，如果不是后来的控制人口政策“唯马首是瞻”——照着马寅初的思路去做，那么，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偌大中国将是多么恐怖的一个人满为患的情形！
许多人在今天似乎已经忘了“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因为提得少了、管得松了。当年有个字谜——“提倡晚婚，个个有份”，给我的印象很深刻，现在谁还在说“提倡晚婚，个个有份”？在今天，变得强烈的“呼声”是，不少学者认为21世纪的头十年，是对中国实行了20余年的人口政策进行调整的关键期，有人直言二胎政策应该在这个时段筹划“软着陆”，以便缓解“未富先老”、“出生性别比失调”等人口结构问题。（见9月14日《瞭望东方周刊》第37期）
也就是说，如今一种“取消独生子女政策”的思潮正在暗流涌动。在我看来，这是非常危险的。这种思潮完全是对舍尔贝克所言的“独生子女政策推出者应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反动。这种“取消独生子女政策”思潮的基点，就是“独生子女风险论”，该论之风刮得正紧。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穆光宗教授，就归纳出了独生子女家庭的五大风险：孩子的成长风险，主要是夭折、重病；孩子的成才风险；家庭的养老风险——越是到独生子女父母的晚年，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风险就越大，现实困难就越多；社会的发展风险；国家的国防风险。穆教授的种种“风险论”洋溢着似是而非，能够迷惑很多人，但只要我们回归常识，就不难看出其本质之谬，譬如他所说的“养老风险”，竟然还停留在古老农村“生儿养老”的层面，就不去想想真正的现代社会，“养老”主要是由政府与社会承担的，最简单地说：穆教授自己退休后，难道是你的儿子孙子来养你的老吗？
“独生子女风险论”似乎很吃香，其目的无非就是将“只生一个好”改变为“多生一个好”。“多生一个好”真的好吗？控制人口的“基本国策”真的已经过时了吗？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真的已经是“旧人口论”了吗？前几天，北大有位叫阿忆的副教授，把一个“叫穷事件”弄得声响很大，阿忆公布自己的月工资是4786元，被他列为头号与二号支出的是读高三的儿子的费用和读幼儿园的女儿的费用——这个事件中，网友质疑北大副教授“为什么有两个孩子”，我们就不去细究了（或许这就是计划生育放松了的例证？），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多生一个”就是一份沉重的负担，如果不是两个孩子的费用支出，副教授阿忆大约也不会“叫穷”了。
说人口以数量多为好，“生两个比生一个好”，早已被证明是一个伪命题。马寅初早在1959年就说：在人口问题上，我们要赶的是“质”，不是“量”；他的《新人口论》的中心论点就是：在中国不仅要控制人口的数量，而且要提高人口的质量。我国人口增长和生产力发展速度的矛盾是永续存在的，而今天的专家却喜欢抛开“大道理”和“大常识”，莫名其妙地大力鼓噪“二胎政策”。据说，一部由300多位专家弄了一年多的、篇幅超过200万字的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正待公开亮相”。我怀疑这也是为项目而项目的项目、为研究而研究的研究，弄科研经费乃是第一目的——“300多位专家参加”的噱头反而让人生疑。可想而知的是，如果让21世纪初变成取消独生子女政策的年代，那么，历史将上演“惊人相似的一幕”——过了二三十年后，又将是手忙脚乱地大抓“计划生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