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斌
曾有这么一个颇为暧昧的段子，话说某语文老师讲授赤壁之战的课文，说起曹操的手下在华容道互相践踏的惨状，不由得怜悯地感慨道：人流是可怕的……当黄金周已越过“七年之痒”，“黄金周旅游人满为患，国家旅游局官员称黄金周放假方式拟调整”(《北京晨报》9月28日)，这种忧心忡忡的姿态，倒是跟语文老师的悲天悯人不谋而合。
值得庆幸的是，公仆接下来带给主人们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魏翔博士主持的一项研究表明，在休息与休闲时间方面，中国人已经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在2000年的闲暇时间为195.3天。
而很不幸的是，继房价、教育支出和医疗费用之后又一项令人自豪的与国际的接轨，遭遇了眼光雪亮的群众们的“语言暴力”。无数学历参差不齐的网友抢着给魏博士进行小学数学课程的免费补习。
古有“夸父追日”，今有“博士改日”：6051.2小时的闲暇时间，折算为天数是195.3天，则6051.2小时÷195.3天＝30.98小时。什么时候一天约等于31小时了？而就算每天休息24小时，休息250天也才6000小时，这个博士的智商显然直逼令公众瞠乎其后的250。
如果这个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研究结论是记者的断章取义，自然情有可原。如果是人大博士给出的，也不应该质疑其智商，侮辱人家的学历。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位博士的测算方法真正做到进行科学的分类统计，又兼顾了中国国情：首先将广大农民兄弟作为一个群体(这个阶层是拿“年薪”的，只是数额比较尴尬)，他们一年里休闲的时间可谓颇长，当然这个纯属历史遗留问题；其次是将大批下岗工人作为一个统计群体，这部分人也是闲来无事；再者将大群“从星期一休息到星期日”的待业及失业游荡青年作为统计对象，数量极大；然后是大规模的私营及民营企业中的“包身工”，而幸亏有这群人，不然最后的测算结果应该是中国人的休闲状况已经呈现出严重制约经济发展的迹象；最后加入些国有大型企业职工及公务员群体。平均是个好东西，抹平了差距。这样出来的结果就正是博士的研究成果：中国人很休闲！
这种研究路径早有先例可循。回到三国的段子。诸葛亮造木牛流马，用来运送粮草，以此大败曹军。但后来木牛流马却失传了，即便是姜维也不会造。诸葛军师临终前众将问他：“军师，木牛流马这般好用，为何您再也不造了？”孔明长叹一声曰：“某交通学大学士、大教授的研究结果表明，木牛流马的污染比汽车飞机大，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你们还是等着坐汽车吧！”——“中国城市环境污染不是由汽车造成的，而是由自行车造成的”。这是国内一家搞环境研究的权威机构经过一番调查与研究后得出的一个“科学”结论。
专家们努力论证这种超英赶美式的休闲是全民共有的，就像建设部日前宣称“中国城镇人均住宅面积世界第一”，这样的研究结论已经跟日常生活中遭遇的假冒伪劣商品一样不足为奇。跟其较真是无谓，说不定他还鄙夷地表示：劳力者鄙，不足与谋！因为，据说，休闲学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科学分类中的“显学”——“长假与‘休闲学’：黄金周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新华社5月5日电)。
现在早已不是鲁迅论述“香汗与臭汗”的阶级斗争年代，继续以有色眼光看待“有闲阶级”同样不与时俱进。只是在强调某些群体8小时以外的“生活”休闲享受指数时，是否也应该关注那些生活只能叫做“活着”、甚至在8小时以内举步维艰的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呢？在去年3月1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回答人民日报记者的提问时，阐述了“穷人的经济学”。而外界对其含义的解读形成普遍共识的，就是其意在表明“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不是像许多经济学权威所说的那样要关注富人，而是应当把最根本的任务转向关注穷人”。显然，我们也需要一门“穷人的休闲学”。而修读这门课程的各公职人员，当务之急，当然是加大力度检查各企事业单位对《劳动法》中保障劳动者权益诸如带薪休假规定的执行情况。
而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黄金周的休假方式颇受诟病，但在旅游局的官员承认“黄金周实际上是在我们休假制度不够健全的情况下，保证了人们的休息权。”等于变相承认劳动监察部门对《劳动法》执行不力的情况下，仓猝进行黄金周放假方式的调整(可能意味着对中国公民公共法定假期的调整)，实在很难令生产线上的普通工人欢呼雀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