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义兴
据《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显示，有79.7%的受访者对新医改方案充满期待，但44.9%的人担心政府部门之间的利益争夺会使新方案成为权衡与妥协的结果，而不是公众利益的最大化满足。(《中国青年报》10月9日)
应该说，有近45%的受调查者的担心，源于对社会公共医疗历史与现实的推断。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医疗资源分配公平性上的统计，我国在190多个国家(地区)中的倒数名次，以及此前的医改失败事实，都能在相当程度上证明公众的担心。如果这次新的医改，在相关制度没有得到改进的条件下进行，那这样的担心不但合理，且还很有可能会在部门利益争夺的影响下成为现实。
社会权利与义务的分配受一条定律的支配，那就是有机会参与立法与决策的群体和个人在有获得机会的情况下，肯定会为自已谋取最大的利益和权利。卫生部前副部长殷大奎引用中科院一份调查报告的数字称，在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现有80%的医疗资源为官员所享受、且在现有社会医疗在短时间内还不可能得到大幅长的社会环境中，公众医疗福利的提高也就意味着官员有关福利的减少，而新医改方案的决策权又属官员群体，作为利益相关方的官员群体在这样的利益冲突面前，可能会持什么样的态度？虽然结论现在还难以得知，但民众的担忧显然是有道理的。
那应该怎么办？其实，国家高层已经为医疗与其它社会改革指明了方向——公平正义。如果在医改方案决策时，人们看到的只是部门之间的利益之争，而不是将落脚点放在社会公共与公众利益最大化这个中心上，那么如此的医改方案纷争本身就已落入了利益的陷阱。
笔者认为，社会公众对新医改方案所持的担心，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行政权力本身是否规范的担心。因此在制度设计上将新医改方案的选择，着力用公平正义原则来规范和制约行政决策权力，使之为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服务，应当是这次医改能否成功的首要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