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巍青
教育部今年上半年就“提高教学质量、深化教学改革”召开了工作研讨会，并已形成文件向各级传达，显示了在高校规模空前大跃进之后，教育部的工作重点转向强调教学质量。这种转向的确是必要的。《经济学人》杂志最近刊登的一篇报告提供了这样的数据:2005年，从中国和印度的大学毕业出来的工科学生，总量已经超过了美国、日本和欧盟全部大学
工科毕业生的总和。但是，印度毕业生中只有四分之一，中国毕业生中只有十分之一，能达到跨国公司所要求的水准。所以，大学只讲数量不讲质量是不行的。
但是，教育部的这个工作重点转向，远远谈不上及时。《潇湘晨报》报道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张尧学的讲话说，“名师出高徒，提高高教质量，师资队伍无疑是重要一环。不可否认，高校里有像孟二冬式的好教师，但……一些教师的职业、道德水准在下滑:学术造假、不好好上课的还是有不少；一些老师不是扎扎实实地搞科研，而是想靠科研来多挣点钱。”张司长的话是事实，只是这样的话，放在五年前讲，放在十年前讲，也一样合适，因为那时候问题已经存在了。
换句话说，多年积累的问题最终得到教育部的重视，所经历的时间太长。这是官僚化管理几乎无法避免的痼疾。决策者距离一线太远，对真实的问题了解不清，反应迟缓。同时也与非常落后的“运动式”管理有关。先“运动式”地扩招，不顾其余；然后再“运动式”地重视质量。而这种翻烧饼的节奏，并不是从教育的客观规律中产生的。就算这些制度问题不是教育部能够负责的，教育部至少应该改变一下政策表述的方式。每一位上讲台的老师都知道，每一位听课的学生都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扩招是有代价的，代价就是教学质量下降。可是这却被说成是扩招取得了巨大成就，现在又及时重视教学质量了。为什么就不能认真地分析一下怎么估量代价与效益，谁的效益，谁的代价？这往浅的说是官样文章，往深的说就是不科学也不诚实了。
无论如何，提高教学质量，这的确是应该做的工作。但是大学里的教学质量不高，主要的原因还不在于教师的职业水准和道德水准。职业水准和道德水准是一个问题，但是深层次的管理制度可能问题更大。
首先是在高速扩招的现实条件下，教师的绝对数量远远不够。如果说到教授为什么不给本科生上课，或者只是象征性地讲几堂课，那么原因还是教授不够。这种不够，因为管理问题，会变得更加不够。比如校长、院长、处长等等，都由优秀的教授担任，即所谓的双肩挑。在极为繁重的行政事务和管理压力下，他们的教学时间很难保证，于是，能够教学的好教授就少了。比如，高教司的司长就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他们很忙，所以不能上课。但是使他们很忙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去教育部开会或者听传达，以便搞清楚，为什么好教授没有时间上课。这是一个悖论式的困境，与道德水准无关，而与制度有关。
大学对教师的管理方式之一是每年规定工作量。对于教授来说，指导博士生论文，给研究生上课，担任行政职务，在工作量里可以比重很大。不需要给本科生上课，完成工作量已经绰绰有余。对于年轻教师来说，情况相反，既没有指导博士生的资格，也没有行政职务，只有多上课才能完成工作量指标。在这种情况下，教授不上本科生的课，也与道德水准无关，而与考核方式有关。
要打破这种困局，最核心的问题是大规模减少学校的官僚化程度和行政化程度，因为它与学生争抢最宝贵的教学资源，而学生必然是输家。因此，教育部重视高校的教学和科研质量问题是好事，但是希望见到有真正的制度创新，而不仅仅是拿教师做靶子的又一场运动。(作者系中山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