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垄断的结果，是教育早就跟医疗和住房一起，成了压在普通民众头上的“三座大山”。
笑蜀 媒体工作者
据报道，北京200多所民工子弟学校被勒令关闭，尽管当地政府一再强调，将妥善安
排民工子弟上学问题，有关部门也出台了分流方案，但数万民工子弟能否有书读，无论是家长还是民工子弟学校校长均表示忧虑。
在相关公告中，当地政府对民工子弟学校不乏恶评，概括为一句话，就是民工子弟学校“误人子弟”，不关闭不足以平民愤。然而，一个事实是，过去数年中，1.5名民工子弟在海淀区求学无门，本来是政府部门的严重失职。相信当地的财政收入也有民工的一份贡献，收了民工的血汗钱，却并没有为民工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只是因为数十所民工子弟学校在风雨飘摇中的苦苦坚守，1.5万名民工子弟才不至流浪街头，从而给政府也给社会缓解了诸多压力。政府部门本来应该对民工子弟学校心存感激，可是现在大面积封杀民工子弟学校时，却不肯对民校历史给予哪怕半句稍微公道一点的评价，未免不合人情之常。
缺乏谦恭的自省精神，这在教育部门早非个别。前不久教育部发言人王明旭的著名讲话，已经让人大跌眼镜。在那次讲话中，王明旭声色俱厉地叱责媒体呼吁关注贫困生要么是“无知”，要么是“对国家政策的漠视”。在他眼里，似乎因为建立了官方的贫困生救助体系，贫困生问题在中国就完全不存在了。于是舆论哗然。
教育部门缺乏教养，不仅表现于做人的层面，更表现于立法层面。仍以开篇所列事实为例。政府强制关闭民工子弟学校，其主要借口是民工子弟学校“非法”。而民工子弟学校何以“非法”呢？原来是民工子弟学校在硬件设施上往往不合教育部门自己制定的“办学标准”。开门立法早成潮流，愈是涉及公众利益的法规，其制定过程愈要向公众开放。“办学标准”是典型的行业标准，原本没有任何神秘性可言，并且涉及学生、家长、教师、学校举办人等诸多群体的切身利益，理应以广泛的公众参与为前提，如此才具备公正性；也只有具备了公正性，才有真正的合法性。但是，有哪一项“办学标准”是通过公众参与制定出来的？公众在这方面的利益诉求完全没有表达渠道，完全无法影响立法进程。这种前提下出笼的所谓“办学标准”，不过是教育部门根据公校需要量身定做的，不过是代表教育部门及其下辖公校的一家之言。
正因为如此，所有“办学标准”无一例外都陈义极高。建筑面积必须多少多少，跑道必须多少多少。用纳税人的钱投资的公校当然容易达标，但只能动用私产办学的民校，要达标就难乎其难了。办学门槛高而又高的“办学标准”成了教育部门的杀手锏，把诸多民校挡在门外，使之无从进入教育市场，无从与教育部门下辖的公校展开平等竞争。
以陈义极高的“办学标准”，“合法”地扼杀民校，当然可以维持公校在教育市场的垄断地位。然而，教育垄断的结果，是教育支出跟医疗和住房开销一起，成了压在普通民众头上的“三座大山”，是普通民众生存压力的普遍抬升。
什么时候，我们的教育部门变得谦恭而体贴，并真正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要职能，什么时候我们才有真正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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