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在其《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一书中提到这样一个现象，国家财政每年都要为防治艾滋病拨一付笔数量可观的款项。然而，仍然有很多艾滋病患者得不到免费治疗和药品供应。相反，这笔具款倒是养活了一大批“吃艾滋饭”的人，形成了所谓的“艾滋产业”。
由于事物的性质不同，我们今天对于长征的纪念虽不至于养活许多人，也未必能形
成了一个产业，说它“滋润”了很多人却是名副其实的。笔者此言，绝非无妄之谈。不信，在互联网上任何一个搜索引擎内查询有关“长征”的新闻，你就会发现，随着10月22日的临近，举国上下都在开展名目繁多的纪念活动。甚至不用仔细分类，你很快就会看出，这些活动无非就是重走长征路、举行文艺晚会等。
难道我们就只有如此才算得上对长征的纪念吗？笔者想不明白，坐着国家提供的车，拿着纳税人的钱，享受着高档的食宿待遇，一路鲜花与掌声，在红军当年浴血奋战过的道路上“潇湘走一回”，对长征精神会有怎样的体验；建一个豪华舞台，斥资请一批红男绿女，象征性地吼上几首变了味儿的“革命歌曲”(当然，还是“主流歌曲”占据主导)事后还免不了一顿颇具规模的烛光宴(当然没有烛光也所谓)。如此，，对于长征精神又是一种怎样的纪念？
应当承认，笔者不反对“旅游”，更不反对“联欢”，甚至承认它们在有些情况下是必要和必需的。但是，以“纪念长征”之名，行“充实自我”之实的做法多少有点不厚道。何况，这种兴师动众、大张旗鼓的“纪念”方式根本就是既劳民又伤财的举动，其本身就与长征精神中的军民鱼水情和艰苦奋斗的作风背道而驰。倘若革命先烈真的地下有知，他们也不会允许这种行径大行其道的。因此，这是对长征精神的误读和亵渎。
那么，我们到底该怎样纪念长征呢？难道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让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从我们身边溜走？当然不是这样，如果这样的话，那就表示我们对长征精神在我国当前的传承现状尚未形成一个清醒的认识。不得不承认，我们对于那段历史的记忆正在逐渐淡忘，对于那段历史的创造者的身上所体现出的美德正在逐渐排斥甚或是摒弃。这一点，在青少年一代身上体表现得尤为突出。
因此，我们今天对长征所进行的纪念，应更多地着眼于它的传承，而不是“自娱自乐”。具体地说，就是要及时补上青少年中间普遍缺失的“长征教育”课。为此，我们可以结集出版关于长征故事和长征精神的读物，向他们免费发放；可以在他们中间开展以长征为主题的征文活动；也可以组织他们深入长征沿途革命老区体验生活……这些作法，既节省经费开支，又起到了在青少年一代传承长征精神的作用。相比之下，哪种纪念形式更有意义，更能体现长征精神的内涵，相信不难辨识。
其实，国人历来热心于纪念，然而纪念手段以致纪念效果的云土之别却是有目共睹的。鲁迅先生对刘和珍君们的“记念”，一句“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乎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令多少后来者为之动容、为之扼腕、为之奋起直追；三峡大坝成功截流时短短八分钟的纪念庆典，又压倒了多少招摇过市的奢华之举，将其简约的风格和理念深刻在每一位见证者的心底；而世纪老人巴金的离世所开展的纪念活动又是怎样的杂乱无章，以致几乎上演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吃巴金”运动。
这就是“纪念”与“纪念”的差别。
记得一位哲人曾经说过，“我不认为众生喧哗能给这个世界的延续带来来多少力量”。是啊，那些打着纪念长征、缅怀长征精神的幌子大排盛筵的人该警醒了，寻求一种更加理性、更加有效的纪念方式才是必由之路。只有这样，长征薪火才能代代相传，长征精神才能用垂不朽。（赵登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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