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信息日报》报道，江西省近日出台《关于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充分发挥中医药作用的实施意见》，将中医药服务列入社区卫生基本服务范畴。该省明确要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需开设中医科（室），设置中药房，配备250种以上的中药饮片、60种以上的中成药，配置常用的中医药诊疗设备和不少于20%的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对确诊的慢性病应积极应用针灸、推拿等中医药适宜技术。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与城市居民生活联系最为密切、距离最近的医疗机构，但一直以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的多是以西医为基础的卫生医疗服务，祖国传统的中医药诊疗在离人们生活最近的地方被有意无意的边缘化了。而中医药服务进入社区卫生服务范畴竟然需要靠文件来推动实施，也折射出了传统中医药在现代社会中正遭遇着令人心酸的无奈。但这一以文件形式来推动中医药在社区卫生服务中普及的“特殊待遇”，对于中医药的发展和居民的身体健康却有着积极意义。
与产生于近代西方，主要采用光电技术检测和外科手术、化学药物的西医在中国的迅猛发展不同，发源于古代中国，以整体论、变化论为核心的人体哲学作指导，主要采用望闻问切和因人而异的药物诊疗的中医，在近百年的发展中却屡遭冷落。清末洋务运动时，举国上下“师夷长技以制夷”，但当时的中国由慈禧等“庸医”当政，“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策略并未得到真正的重视，尤其是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失败后，更加速了慈禧等人对“中学”的抛弃，全国舆论中掀起全盘西化的浪潮，中医药由此开始出现边缘化的趋势。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以“中西医难兼采”为由，“决意废弃中医，不用中药”。其后的1929年，南京政府以“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开展”为由，通过“废弃旧医案”，这些举措最后虽因民众的强烈反对而放弃，但中医药仍遭到重创。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积极倡导中西医结合的卫生服务方式，但此时已基本是西医的一统天下，中西医结合的结果是中医成为西医的辅助医疗手段，中医实际上成为了“二等公民”。八十年代时，全盘西化论再度甚嚣尘上，中医药从二等公民再退为三等公民，饱受冷眼。社会上甚至开始出现“西医迷信”，如果有子女让父母接受中医药治疗，则会被父母和亲友私下里认为这是子女的不孝。
起源于中国、保佑着一代代国人身体健康的中医药在今天难道就水土不服了吗？非也，“水土不服”的是当前医疗卫生服务的指导思想和国人对自我身体健康的认识。以西医为主导的卫生行政部门认为，一种药物对于某种疾病的治疗应当具有普遍意义。在1957年北京流行乙型脑炎时，某中医曾用97个不同的处方治好了167例脑炎，但卫生部门领导却认为每个中药处方治好了不到两个人的病，故而不具备推广意义。那他们认为有推广意义的是什么呢？也许是那种可以在任何人的身体都可以用的药吧，这种不考虑各人身体具体状况的行为是让有心人发现，某专科医生给患同一种病的数个病人开出的数张处方都无一例外的“高度相似”，不仅药品名称相同，连药品用量都没有差别。而中医的用药则因人而异，以变应变，在感染同一疾病的不同病人前来问诊时，他们往往会根据病人不同的体质开出药方，药方上不仅各种药物的用药剂量不同，连所用的药品往往都是不同的。
中医之“重”还在于中医药可以防病，中医药的诊疗思路是将人体看作一个整体的、联系的复杂体，每个人的身体内部都是一条奇妙的不停运动的河流，各种因素都在其中相互影响，比如某些人胃溃疡的发生很可能便是由于其长期的心情抑郁而导致的。基于这样的整体论，中医通过让病人服用中药来调节人体阴阳、寒热、虚实等的平衡，进而调动人体自身免疫功能，从而将绝大部分的病情消灭在萌芽或成长状态。而中医之“痛”——诊疗时间的相对漫长也往往与病人自身有关，现代人总喜欢用这样那样的理由来透支身体，使身体长时间处于一种超负荷、亚健康的状态，以至于一旦感染疾病，便来势迅猛，不多时病情便发展到不可逆转的阶段，此时的病人往往只求能迅速减轻病痛的治标之术，而这造成的将可能是身体器官某些功能的永久性的丧失或损害。
保佑着一代代国人身体健康的中医药是不该被冷落的，让中医药亲近生活，走入生活是百姓之福，也是中医之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