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在近日某航空公司的一次空姐选拔赛中，出现了一幕有趣的测试场景。面对一些“古怪刁钻”的应变题如“当值空姐撞见男友带另一个女人旅行，自己还得为他们服务……”、“‘性骚扰者’故意将饮料洒在自己裤子上，要空姐为他擦……”时，答案出乎意料地一致，个个候选者都选择了忍气吞声或虚与委蛇，如“事业是第一的，不会因私人感情影响工作，依然微笑着服务”等。
在这么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准职业女性群体中，居然如此整齐划一、旨趣相契地喻示着某种思想和行为方向，则品咂者与关注者显然不能简单、轻松地一笑置之。
可能会有人从不同角度寻找这一应试思维的世俗合理性。比如情感和理性的微妙转换“技巧”，比如职场中人无法回避的生存工具性、“幸福代价论”等等。但假如你的视线能够越过国门，会发现那幕“性骚扰”行为，曾真切地呈现于新加坡某空姐面前，她的答案很简单：抬起手清脆地搧了对方一耳光。事后，她还因此获得了公司的赞誉和嘉奖。
问题并不在于评价哪种处理方式更具职业或现实可取性，真正应深入审度的是，在中国式的隐忍(实则是秩序同化意义上的)、虚与委蛇之后，我们能够捡拾和维护的究竟是什么？它的价值、方向是否值得我们“打落牙齿和血吞”？是所谓公司行为、行业行为的范本标准与职业美誉度吗？倘若那只是一个不乏矫饰的规则无底洞，它还值得人们去百般迎合与迁就吗？倘若它正压抑性地逼迫人们以部分放弃权益、尊严、职业品位与趣味、生活与生存快感为代价，我们还有必要僵化地将其维护和尊崇到底吗？
空姐选拔题有如一记价值钟鸣。社会学的钟摆理论告诉我们，当秩序和价值的钟摆围绕一个恒定中心值规律运动时，一切动作都会精准、到位、合乎法则，不论它的值点是政治、经济、文化还是世俗性法则。而当这一价值钟摆处于紊乱，因人、因境、因时势而不断被左右、被调整、被附会和曲解时，所有的社会元素组合体(无论精神还是实体)，便可能居于盲动、偏执与随波逐流中，所谓文化、道德、习俗、行为秩序的失范、失序、钝化便由此而生。观照现实，我们会发现它的直接与间接“遗患”无处不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