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晖：乡村中国的司法救赎

　　作者：张晓晖

　　不久前，某媒体报道了湖南永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王石宾通过与当地黑社会的勾结，利用自己的势力和身份，设法将当地不下30位千万资产的民营企业老板拉入赌博的圈套，实施洗劫，王因此竟成了放高利贷的“地下银行行长”，涉案资金过亿元。官员腐败，勾结黑帮，洗劫钱财，这样的案件虽然不新鲜，但他们所起着反面的“示范”作用却令人惊醒。

　　事实是，这种地方官员勾结黑势力横行一方的迹象已经从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侵入了相对偏僻落后的乡村社会。除了媒体报道的，当地还发生过没有公开报道的却更令人深思的数起案例。据笔者在当地了解到，黑帮还将黑手深向了农村。从城市到乡村，大有上行下效之势。这里我要举两个我见过的例子。

　　其一是该市有一个决心将西瓜搞成一个产业的乡镇，因为广东客商从当地贩运西瓜而多方受益。看到有利可图，当地一混混就与镇里官员勾结将广东客商打进了

　　其二是在该市的另外一个乡镇，当地的一位包工头因为多年来与当地政府官员的勾结而发家致富。发家致富之后却没有想着带动乡邻共同富裕。近年来，他不是企图通过当地的混混垄断当地林业资源商品的交易来牟取利润，就是支持当地的混混靠武力来垄断生猪屠宰，并通过非法抬高收费金额来牟取暴利，以致极大地打击了当地农民的养猪的积极性。

　　有媒体还报道，早两年当地的蓝山县就因为县公安局干警受贿、渎职等原因而导致了多起命案迟迟不能告破，而凶手却依照招摇过市，为此出现了二十余口棺材没有下葬的奇闻。后来，终于引起了民愤，该县的公安局长被县人大代表提起罢免议案，并最终被免职。

　　实际上，中国乡村社会的法治化进程进展缓慢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时有发生。笔者在农村看到，如果你家有钱或者有势，哪怕在政府有个给领导干部开车的亲戚，你如果拿刀杀了人，只要没有杀死，基本上没有事。

　　从现实来看，公权私用、权力寻租，这种现实到处都有。问题在于，当这类违法犯罪行为发生在乡村的经济社会之中，其结果比山大王拦路抢劫更为可怕。它引发了社会秩序的紊乱、权益的失衡，所带来的后果也往往难以预料，它所产生的破坏性也远远大于其他社会领域，从这一层面来说，他们更需要司法的救赎。

　　由于法治环境的糟糕，当农民想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时，通过正常的途径，比如举报、上访往往无果。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农民往往采取了一些极端的行为之后，上级政府才会作出反应采取措施，至此下面才有了些收敛。而要想获得这种结局，农民往往还需要付出不应该付出的代价。

　　学者于建嵘曾做过“农民有组织抗争”的调研，调研发现，在

　　在笔者看来，这一提法是中国农民法治意识的又一次进步。因为在现实情况下，乡村社会的法治化之路是曲折而艰难的。事实证明，个人努力或群体对抗性的维权往往付出的代价太大、成本过高。而“农民协会”这样的政治组织，可以让农民以组织的名义，以更畅通的渠道对存在的各种问题寻求司法的解决之道。

　　那么，司法的救赎能否解决乡村社会所存在的一切法治问题呢？对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法治化道路历来是我们的选择与方向，但有的时候，它仅仅就像是一件工具，如果你不去使用它，他就是工具本身，只有使用起来才散发它应有的能量。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乡村社会的法治问题，其全部的症结就在于此。打个更简单的比喻就是说，我们不缺乏武器，但我们缺乏的是愿意去扣动扳机的手指。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