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加拉国的“穷人银行家”穆罕默德·尤诺斯被授予20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这事无疑给了中国人以极大的刺激。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仅8天之后的10月22日，尤诺斯应邀抵京，上午在钓鱼台参加中国-孟加拉乡村银行小额信贷国际研讨会，下午在北京大学“抒怀”，并接受聘书成为北大名誉教授。
尤诺斯对中国政府的小额信贷发展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说，中国决定成立邮政储
蓄银行，并把它作为向农民提供小额信贷的主要机构是值得鼓励的。不过，“中国政府目前在发展小额信贷方面缺少必要的监管环境。”尤诺斯说，孟加拉的乡村银行的监管非常透明，政府可以有效监督，董事会可以有效管理，“这对一个小额信贷机构的良性发展来说非常必要”。
我个人认为，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银行业的信息公开和监管水平一时可能适应不了市场的要求。在此情况下，开放只贷不存的私人银行业务比设立专门的小额信贷银行可能更重要。
一个例证是：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发起的小额扶贫基金，十年时间里，在政策的夹缝中生存(有时甚至受到严厉打压)，从500元起家，如今已积累到50万元资产，受惠的农户达到2500户。无论从自身资产增值的效率，还是从扶助农民的效率看，都远高于那数百家官方、国有性质的小额信贷机构。
我们过于担心金融风险而不准许私人开办银行业务，带来的是一个极其脆弱而且不公平的金融体系：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呆坏账率居高不下，蕴藏着极大的金融风险；银行“嫌贫爱富”，急需得到金融支持的私营企业和穷人得不到金融支持，并由金融权利的匮乏加剧其经济和社会、文化权利的匮乏；国民储蓄率过高，储蓄利率甚至低于通货膨胀水平，导致普通民众的财富不断缩水。
开放私人银行，无疑可以使上述三个方面的矛盾得到及时有效地缓解，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正面激励作用。开放私人小额信贷银行，最大的风险不是来自贷款本身，而是来自吸储。如果允许私人吸储，在信息不透明和监管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可能引发非法集资等金融风险。因此，可以暂时禁止这些私人微小银行吸收公众储蓄，而只允许个人或合伙、合资经营，通过自有资金实现滚动发展。但是不必对资本金和利率进行过多限制。
这样，在现有条件下，不需要额外的监管，就可以开放只贷不存的私人银行业务，只要防止用非法手段进行放贷和逼债即可(这是公安部门的分内事)。如是，则会有很多民间资本被盘活，进入直接投融资领域，整个中国的金融格局、经济格局和穷人生存状态都将为之改变。
童大焕，知名批评家，中国保险报评论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