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频频发生的民办高校退学事件，原因都和毕业证有关——临到毕业了，学生发现学校发的毕业证书不被“国家和社会”所承认，“不是教育部认可的文凭”。媒体纷纷批评这些“野鸡大学”欺骗学生，是千夫所指。
毕业在即，学生们焦灼失望的情绪，非常令人同情，但我并不认为这样的困局靠批评“野鸡大学”就能解决。在我看来，问题的症结并不出在这些被称为“野鸡大学”的民办高
校身上，而在于目前计划经济式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那些民办高校其实是最大的受害者，甚至扮演了“出气筒”的角色。
一所新办的民办高校为了招到学生，往往有一些夸张的宣传，以争夺那些没有考上“重点大学”的生源。这种夸张是否构成欺诈，是个法律上的技术问题。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新创的民办高校，其就业前景不可能比得上那些有多年声誉积累的“重点大学”，这是一个用脚后跟也能想清楚的问题，选择权在学生和家长。
前段时间网上贴出一位学生的退学申请书，其退学理由如此坦荡——“看不起学校”，这位猛人非常令我尊敬，甚至我期望看到有学生站出来起诉学校，以其没有提供招生宣传所承诺的教育资源为由要求赔偿。本来，学生在学校度过四年，究竟学到了什么，自己应该很清楚。但遗憾的是，目前为止几乎没有学生为此提出严肃抗议，唯有当这些学校不能发给他们教育部认可的文凭时，学生们的愤怒就爆发了。
对此我有三大困惑，第一，教育部凭什么不给这些民办高校的文凭予以认可？第二，民办高校发出自己的文凭，为什么需要教育部的认可？第三，为什么中国大学教育的核心价值竟然是换一张教育部认可的文凭？
有不少人认为由教育部严把高等教育文凭关是对教育质量的负责，而在我看来，这恰恰是教育部为了维护自己的部门利益，滥用行政权力、干预正当竞争的典型做法。一个高校的学历价值应该由市场和社会来检验，这才是公正的，教育部认可的文凭和真才实学之间并不能画等号，比如某些“电大”“党校”的师资教育水平及口碑还不如民办高校，但因为他们有教育部认可的文凭，只要关系硬就可以顺水推舟地安排工作、评职称，就天然比民办高校具有竞争优势。
今天的大学教育经历，并不标志一个人就具备了从事某方面工作的资格，假如鄙人办了一个“郭宇宽大学”并设立了医学院，以500元人民币一张的价格批发装裱精美的“郭宇宽大学医学博士证书”(前提是假如有人愿意买)，你用不着担心会和协和医学院的博士证书搞混淆，让有些人拿着“郭宇宽大学医学博士证书”就能上手术台。
事实上，在高等教育极为发达的美国，恰恰也是“野鸡大学”最多的国家。一个美国朋友曾跟我开过一个脑筋急转弯式的玩笑，“美国大学大多喜欢用笔试而不是口试来考核学生，为什么？”答案是，“你只要愿意用笔在一张一万美元的支票上签字，你就可以获得很多大学的文凭，这就是美国式的‘笔试’。”但是，这些“野鸡大学”并没有把美国教育搞乱，恰恰它们的存在，使得每一个购买教育的学生和家长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每一个大学为自己的声誉负责，对像上海交大那样给后门生批条子的行为慎之又慎。这种开放的竞争环境反而能够促使高等教育的发展，今天的“野鸡大学”未必永远是“野鸡大学”，比如现在众人仰望的哈佛大学，1636年建立时用的是“剑桥学院”的名号，尽管它和英国当时已经有四百多年历史的剑桥大学毫无关系，1639年接受了约翰·哈佛捐赠的四百本书，780英镑财产就改名为哈佛学院，那时称它为“野鸡大学”是毫不过分的。
我期望教育部掌握文凭颁发权的中国特色早日终结，每一个中国人可以结合自己的需要，量力而行地选择自己觉得有价值的教育经历，理直气壮地拿不需要教育部认可的文凭。吴征先生在美国搞了个巴灵顿大学博士学位，回国被一些人骂得狗血淋头，在我看来吴征先生挺委屈，他至少没有撒谎；包括那些同学们目前拿着不被教育部认可的学历证书也并不丢人，虚度年华没有真才实学才丢人。至于眼下某些官员的简历，清一色的“研究生学历”，我相信他们确有教育部认可的文凭，却说不清哪个学校、什么专业、什么毕业论文、什么样的教育经历，那才是最令人羞耻的事。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