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一次生病，家里人想买只鸡给他吃，却都没有这个钱

　　本刊记者 默少克

　　评点中国近现代民族工商业，毛泽东有“四个不能忘”——“重工业不能忘了张之洞，轻纺工业不能忘了张謇，化学工业不能忘了范旭东，运输航运业不能忘了卢作孚。”

　　卢作孚，一个重庆合川的小学文化的商人，却在并不长的一生中建立了不朽的事业：办船运，能让军阀心甘情愿把自己的船交到他的手上，而成为中国船王；抗战最危急时刻，他几乎以一己之力完成了中国的敦刻尔克式壮举——宜昌撤退；办教育，把北碚建设成一片世外桃源；他多次被军阀和国民政府委以高官，却大多坚辞而去，即便赴任也很快离职；他是中国大实业家，却在自己的公司内拥有极少的股份(还是军阀和股东强赠与他)，生活安于清贫乐道……

　　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实业家，却在1952年“三反”、“五反”中选择了自杀，用大量的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乡村建设家晏阳初说卢作孚是他最敬佩的朋友，“他是位完人”。敢和毛泽东唱反调的梁漱溟称赞他“庶几乎可比于古之贤哲”。

　　创民族航运之高峰

　　华人船王包玉刚曾经说：“如果卢作孚还健在，就不会有我今日的包玉刚。”由此可见，卢作孚在近现代中国航运业上的地位。

　　1925年，32岁的卢作孚在家乡合川筹办民生公司，开始了实业报国的征途。在此之前，他的理想是“教育报国 ”，他当过中学老师，还干过沪州永宁公署教育科长，积极开展深入民众的通俗教育活动。

　　1924年，他应军阀杨森之邀，在成都开办民众通俗教育馆，担任馆长。在军阀混战的年代里，四川更是连绵战乱，一省之内打得烽火连天，永无宁日。在这样的情形下，卢作孚教育救国的理想无异于对牛弹琴。

　　民生公司创业相当艰难，卢作孚在上海定制的一艘排水量仅为70吨的小轮船造价就需要3.5万元，而民生公司募款却仅为2万元，实际到位的仅8000元。在这些钱里，他居然还要拿5000元办一个合川电厂(结束合川没电的历史，也算是造福桑梓)，剩下的3000元就只能当作是第一艘船的定金了。

　　好在东拼西凑，总算是凑齐了买船费用，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号”开始了一统川江航运的旅途。

　　从小小的民生号开始，几年内，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实业公司就完成了长江上游的航运界整合。他们的船小且少，但是通过精细科学的管理，民生公司在航运业务上盈利颇丰，而且很快就开始了兼并重组业务。

　　民生公司的董事、银行家吴晋航把卢作孚的兼并业务称为“发展兼并三部曲”：先是以公道的价格兼并长江中上游一带的华商轮船公司；然后凭借和四川军阀的交情，他居然兼并了军轮(四川军阀大都有自己的轮船公司，但很多因经营不善而亏损)；最后他还创造了兼并外国轮船公司的奇迹。

　　用今天的话语来复述卢作孚的创业过程，可以用“输出管理”和“制度创新”来概括。卢作孚为人极刻苦，把旅客看作是上帝，视服务好坏为企业发展的不二法宝。

　　他制定了完整的规章制度，仅考核成绩表就多达27种之多，对茶房如何敬茶、添饭都有着严格规定。为了贯彻这些细节，他专门成立了很多培训班来落实。很多被兼并的公司在民生严密精细的管理制度下，很快就走出了亏损的处境。

　　以前轮船公司是船老大说了算，人、财、物一把抓，而卢作孚建立了“四统制”——轮船的人员公司统一任用；财务由公司统一管理；燃料按照规章统一由公司发送；驾驶归船长统一指挥。这些细节今天看来都极为符合现代管理制度的要求。

　　在民生公司里，卢作孚始终是一个强势人物，即便他几次应邀做官，也都没有放弃总经理的职务。民生公司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而且股权分散，大股东也不一定就能担任董事或者董事长，这种产权和经营权的架构让卢作孚始终牢牢掌握了对民生的话语权。

　　他把技术和管理看做民生成功的秘诀：民生公司是最早安装无线电的华商轮船公司，卢作孚一直在积极争取买好船，用最好的设备。没有三峡工程时，长江上游每年都会遭遇枯水期，卢作孚发明了三段航行法，根据不同船只特点，把重庆到宜昌之间的航段分三段，让不同轮船分别行驶，创造了枯水期也能行船的奇迹。

　　在卢作孚的带领下，到1937年全面抗战前夕，民生公司已经拥有46艘轮船，总吨位达18718吨，职工39 91人，资产1215万元，接下了长江上游70%的航运业务，是我国当时最大的民族航运企业。

　　中国“敦刻尔克”的导演者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平津陷落、淞沪败退，首都南京惨遭沦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身处大后方的民生公司积极参战，护送大量川军至抗战一线。爱国将领、四川军阀刘湘将军率麾下川军子弟出川时，乘坐的就是民生公司的轮船。

　　和强大的日本帝国海军相比，中国海军弱小得简直可以不计。海军部长陈绍宽选择了最为惨烈的沉船堵塞河道的作战方法。身为交通部次长的卢作孚也忍痛将民生公司大量船只自沉于江阴前线。

　　然而，中国军队节节败退，重镇武汉很快失守。从长三角一带转运至武汉的大量设备、物资以及人员很快就撤到了三峡一线——宜昌。

　　1938年9月的宜昌，中国的兵工业、航空工业、设备制造业、轻工业等物资云集于此，大量的武器弹药、汽油也都在江边集中。

　　于此同时，日军节节逼近，中国军队且战且退。日本人的飞机已经在不停地轰炸宜昌。此时，中国以一己之力独抗日军。宜昌江边9万多吨的物资和大量人员是这个国家避免亡国命运的希望所在。

　　更为可怕的是，40天后，长江就将面临枯水期，物资无法通过轮船运送到大后方。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卢作孚的民生公司是最重要的运送力量，中国把目光集中到了这个小个子四川人身上。

　　宜昌上游的三峡，既是阻拦日军沿江上侵的天然屏障，却也是宜昌大撤退的最大阻碍，而且，只能白天运送，夜间装卸。

　　在正常情形下，民生公司在这40天里，最多能运送1.4万吨的物资。卢作孚和民生公司制定了一揽子计划，参考前一年枯水期的航行法，采取三段运送法。

　　卢作孚的儿子卢国纪回忆说，“长江航线，从宜昌到重庆，上水航行至少需要4天，下水航行至少需要两天，费时太长，必须采取尽量缩短航程的办法，以争取多运物资。于是，除了最重要的和最不容易装卸的笨重设备，由宜昌直接运到重庆外，次要的、较轻的设备，则缩短一半航程，只运到万县即卸下，交由其他轮船转运。这样就节省了一半的时间。更轻、更不关紧要的器材，再缩短一半航程，只运到奉节、巫山或巴东即卸下，留待以后再转运。还有的甚至运进三峡即卸下，让轮船当天即开回宜昌。这样，每天早晨，必有六七只装满物资的轮船从宜昌开出去；每天下午，也必有同样数量的空船开回宜昌来，充分地利用了难得的40天中水位时间，最大限度地增加了运输能力，使成千上万吨至关紧要的军工和民用工厂设备，从宜昌抢运出去，送到了安全的地方。”

　　不论白天黑夜，宜昌江边声响震天，2000多名装卸工不停工作，拼命把尽可能多的物资运送到大后方，民生公司轮船的汽笛声也响个不停，天上日本人飞机轰炸的轰鸣声也夹杂其中。

　　民生公司的指挥中心内，电报机24小时不停工作，所有电文卢作孚亲自处理，庞杂的运送过程中每一个细节，他都能了然于胸。

　　除了大量物资，人员输送也是难题，民生公司经由宜昌抢运入川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医院等单位的旅客，共约64000多人。其中抢运入川的学校有复旦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航空机械学校、中央陆军学校、国立戏剧学校等数十所。

　　最终，宜昌大撤退成功完成，中华民族保留了长期抗战的火种，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功不可没，却也牺牲惨重，仅人员牺牲就达117人，伤残76人。

　　如此大的运送量，却让民生公司损失惨重，相比于国外轮船的收费，民生公司的收费只相当于二成，甚至一成(兵工器材)的价格。

　　事后，卢作孚说：“这一年，我们没有做生意，我们上前线去了。”

　　晏阳初说，这就是中国的“敦刻尔克”，而《大公报》名记者徐盈认为“我们比他们还要艰苦些”。

　　从来就不只是一个商人

　　弃教从商的卢作孚从来就不只是一个商人。甚至，评点起他的社会事业，很多人都会认为商业不过是他进行社会改造的物质基础。

　　他曾经在公司内刊表达过自己的抱负：“我们做生产事业的目的不是纯为赚钱，更不是分赃式地把赚来的钱分掉，乃是要将它运用到社会上去，扩大帮助社会的范围。”

　　在他的社会事业中，最为重要的是他在重庆北碚的乡村建设活动。

　　社科院经济学者高超群认为卢作孚在北碚的活动是一种“社会集团生活试验”。北碚匪患严重、盛行赌博，按照卢作孚的描述，北碚是具有非常典型的内地乡土社会的特征：“第一是赌博，赌博愈多愈大便愈有希望。第二便是庙子，唱戏，酬客，一年大闹一两个月，是他们的面子。你要在场上去办一桩什么建设事业，绝对找不出一文钱来。他们却是每天可以有千块钱以上的输赢，每年可以有万块钱以上的戏钱、席钱的开支。”

　　经过卢作孚的努力，北碚成为乡村建设的模仿区，后来成为抗战中国区绝无仅有的“世外桃源”。在抗战中，北碚聚集了近20个国家一流的科研机构，3000多位专家学者。李约瑟称之为“此间最大的科学中心”。

　　卢作孚在北碚的建设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是兴办了一些新的经济事业。相继开办了北川铁路公司、天府煤矿公司、三峡染织厂，促成洪济造冰厂利用水力；第二是创造文化事业和社会公共事业。创办地方医院、图书馆、公共运动场、平民公园、嘉陵江日报馆、中国西部科学院、兼善中学及其附属小学校、各类民众学校等。

　　在卢作孚的眼中，重要的是改善人心，改变国民的精神面貌。他说：“现代的国家有一个根本的要素，他们有国家那样大的集团组织，而我们却至今没有，只有政治团体本身那样大的集团组织。”

　　他的身上带有很强的清教徒色彩，忙于事业却对个人享受没有什么兴趣。在民生公司内，分红办法是，所有人员不论职位，而是根据表现列为五等，最基层的文员、水手到总经理同等表现同等分红。卢作孚被评为一级，他和一个一级的茶房一样拿49元。

　　起初，他没有什么股份，即便是后来拥有的一点股票，还居然是军阀刘湘等人出钱赠送给他，让他成为有董事身份的总经理，而不是一个打工的聘任者。

　　的确，卢作孚作为若干家公司的董事，他有着不菲的车马费，但他全部捐给了北碚的社会公益事业。晏阳初回忆抗战时，卢作孚一次生病，家里人想买只鸡给他吃，却都没有这个钱。

　　四川老乡，国民党大老张群说他是：“一个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个人享受追求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

　　著名作家林语堂曾在英文著作中写道：“让我们选卢作孚当行政院长吧！”

　　自杀而去

　　1949年，避居香港的卢作孚谢绝了台湾方面的邀请，把在香港的船队带回了大陆。

　　在民生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官僚资产阶级无时无刻不在觊觎着这块肥肉。宋子文、孔祥熙多次借助官方力量，逼迫卢作孚交出民生。

　　在和孔宋官僚资本斗争中，卢作孚并不是一个不讲究斗争策略的人。宋子文要投资入股，急需资金的卢就借助和银行业良好的关系，发公司债而避免。

　　政治方面，他和川派军阀、政学系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也成为民生能够屡次摆脱被兼并命运的重要砝码。

　　回到大陆后，卢作孚带头把民生公司交给了国家，率先实行了公私合营。

　　然而，在一个革命滚滚袭来的年代里，卢作孚也无法幸免。朋友先后被批判，被他视为儿子的通讯员跳出来指责他收买公股代表。一浪一浪的政治波涛让船王找不到方向。

　　1952年2月8日，卢作孚在他简陋的寓所内吞食了大量安眠药后自杀。据幼子卢国纶回忆，他留下的遗嘱非常简单：

　　一、 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还民生公司。

　　二、 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

　　三、 今后生活依靠儿女。

　　四、 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

　　本文部分材料引自《卢作孚文集》、《船王卢作孚》、《卢作孚画传》、《大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