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清末民国的一流企业家是张謇、卢作孚等人，现在的一流企业家则是牟其中、任正非、王石、马云等人，高下立判

　　叶檀

　　接连有清末民国时期的商人传记问世，这不是十字军朝圣，而是对中国特色的新教伦理精神的追寻。市场经济发展3 0年之后遭遇瓶颈，需要寻找自己的精神轨迹。

　　2008年全球经济巨变影响到的是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民企，这些30年走在国企与外资夹缝中的企业，似乎一夜之间凋零过半。他们面对的不是短期困难，而是货币转型与市场急剧缩小的双重打击。中国沿海出口企业面临抉择，是转向内部市场拼死杀开一条血路，还是通过风险极大的海外并购寻找一条国际之路。

　　历史何等相似。上世纪30年代，中国出现货币巨变。货币主义鼻祖弗里德曼在《货币的祸害》一书中有专节描述。 20世纪30年代，白银集团在美国大选中获胜，其代表者——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实施了白银购买计划。太平洋彼岸的中国是彼时世界上惟一的实行银本位制的大国，美国抬高白银价格导致中国白银外流，流通货币不足造成经济紧缩，政府放弃银本位制代之以不兑现的纸币，但战争发生、财政赤字与政府信用不足，使得货币发行陷入恶性通胀，集大成者就是40年代一堆废纸的法币。

　　不消说，当时百业凋敝，发展数十年的中国商业文化、商业基础毁于一旦。那不是传统商业文化的错，而是商业文化的不幸，如果中国能够获得商业伦理与安定社会秩序的护航，中国的商业社会早已发展出一套成熟的体制。

　　传统企业家基因

　　传统企业家与当代企业家有不同的幸运与不幸。我们很难想象，在清末战火频仍之时，为何出现信用很好的票号钱庄？

　　这就是传统企业家的幸运之处，他们处于传统文化的熏陶之中，虽然泥沙俱下，披尽沙砺，也有无数诚信文化之金。他们未喝过打倒一切的狼奶，行事规则遵照传统儒家与商家文化而行，倒也形成了自然商业生态，和自制的风险控制规则。

　　在落后的清末，只有类似于出纳的户部，由根本不懂经济的翁同龢等官员主管，完全没有中央银行的概念，这反而给民间的金融家提供了空间，拥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都是股份制民营企业。中国银行的前身清朝户部银行一开始就确立了国家银行的身份，其股份比例也是国家与私人各占50%，实权掌握在商股手中，绝无政府控股、一家说了算的事。

　　真正的适合中国本土的银行家、企业家在那时大批诞生。如中行的张嘉璈既顶住了袁世凯制止银行兑现的“乱命”，又帮助民国政府维持了公债的信用，直到坚持“财政当局要拿银行当国库，我却以为银行就是银行，国库是国库”，被蒋介石强行调任铁道部长。当时这样的银行家不是一个，而是有整整一批人。当时的上市公司坚持分红，少有操纵市场坑害中小投资者之事。末代恩科状元张謇不仅是实业家、社会活动家，他对家乡的乡镇规划之科学，后世难出其右。

　　对诚信文化发自内心的尊重，信仰的存在，对于个人产权的尊重、商人权利的释放，对家国的责任感，所有这一切传统使传统企业家与市场规则形成良性合力，商人自治组织结构严密，执行力之强，令人叹为观止。缺乏商业伦理，瑞蚨祥、同仁堂等百年老店不会诞生。现在却是形在神失，亟需凝聚。

　　传统企业家最大的不幸在于，缺乏安全的社会环境，不是产权不安全，而是战争频发、民不聊生，缺乏起码的社会秩序，缺乏培育商业伦理、商业文化最重要的时间沉淀期，政府不懂也不会保护民族企业，外资蚕食了本土商人的市场。

　　如清末最大的茶叶出口商、最大的房地产商、最早的股份制企业创始人徐润，看准上海1880年代的房地产热潮，却不幸遭遇中法战争，战线从越南北上一直延伸到台湾、福建、浙江等地。剑拔弩张之下，上海市道大坏，百业凋敝，房地产市场一落千丈。

　　又如卢作孚，这位爱国、敬业、有才能的企业家，因为抗日战争，将全部的精力用来帮助国家共渡难关，中国的船王过早陨落。

　　笔者绝不否认，中国一直存在官方干预市场的传统，最早的官督商办，从清末到民国，政府都想将大银行收归国有， 1935年以后终于如愿，不料银行的信用经过十余年就丧失殆尽，以后更无放贷、投资的银行可言，出现了可怕的断层。但直到民企彻底丧失生存空间，个人拥有财产被视为罪恶之时，商人群体的整体力量一直存在。在盛宣怀、胡雪岩等官商之外，还有彻底的民间商人群体。

　　当代企业家基因

　　当代企业家在缺乏传统信仰与产权尊重的环境中成长，他们在呼吁政府尊重市场、尊重产权的同时，却在资本市场轻蔑地踩踏小股东的权益。

　　如果说清末、民国的一流企业家是张謇、卢作孚等人，现在的一流企业家则是牟其中、任正非、王石、马云等人，高下立判。如果说当时胡雪岩、辜鸿铭等人与左宗棠、张之洞合作既想获得政治靠山，又想获得商业维新同道的话，现在的企业家手捧政治选集，则是在主动寻找中国霸王之术中的阴谋论，为我所用。

　　中国不仅几十年与世界隔绝，还彻底涤荡了传统文化，无论什么样的传统全都扫光，只有一种无商、厌商文化反复回响。

　　改革开放30年以来，虽然民企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他们面临国资与外资的内忧外患，在与国资的30年博弈中，民企发展史几乎是一场英勇卓绝的诺曼底登陆战，至今，民企依然没有真正登陆；而以对民企不公为代价壮大外资地盘，是对内部竞争体制的摧残。在几乎所有重化工业行业，有阻止民资之嫌的规划(不是政策)早已写就，这一在市场化改革之后再度排挤民资的过程，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再国有化”过程。虽然各级政府不断宣称民企的重要性，在解决就业、占据GDP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事实上地方政府对于国有重大项目的争夺空前激烈，和对外资500强企业的争夺交相辉映。

　　2004年获罪的民间钢铁帝国建设者戴国芳，遭遇到幸灾乐祸的嘲笑，一个艰难起家的民营企业家没有得到最基本的尊重，他的投资权没有得到最基本的保障，银行单方面毁约，却让受害者进了牢房，缺乏最起码的人身安全保障，更不用提什么契约权、产权保障。

　　民企极端依赖官员对于政策的自由裁量权，成为预期不明确的恐慌之源。一些民企甚至采取出让股权、引入国资的逆向改制以求自保。2004年4月10日，天津泰达集团(国企)全额认购北京万通地产(民营)增发的3.08亿股，成为万通地产的第一大股东。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说：“我们希望有这样的投资人……不仅有货币资源的优势，还应该有跟我们行业相关的土地优势。”

　　如果说传统企业家基因有诚信、产权等字眼儿，那么，反商文化吞噬了一切，目前的失信泛滥正是传统基因缺失的结果，假如只是重新回补传统文化而不允许民间市场存在、做大，我们不可能重新回到重商基因。这也许需要几代人才能消毒，才能扭转。

　　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商业基因

　　无法找到传统文化的神髓，只好用所谓的国际规则与新教伦理，来替代本土商业精神的缺失。这是拥有悠久商业传统的国家的耻辱。

　　事情并不那么悲观，中国商业精神或称财富精神仍在破土。这股商业精神在鸡毛换糖的叫卖声里，在孙大午的集资里，在刘永行的铝业里。无论这些企业家是不是红顶商人，无论这些企业家出身如何，只要拥有市场的公平竞争、产权保护、尊重所有人财产之魂，这些企业家就拥有商业精神。

　　西方的新教伦理更加虚无，也更加务实，新教徒把做好世俗职业工作视为自己已被上帝预先选择获救的确证，在经济活动中工于算计，因此积累财富用于投资，形成在世俗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增加上帝荣耀的“天职观”。如此务实是为了天国的信仰，商业基因就是赚钱，埋头苦干，投资，赚取更多的利润。

　　相比而言，中国的传统商业精神更加具象，有财神，有商规，有来自儒家与佛家的熏染，如穆藕初所谓，“人生在世，必须加惠于人，小则修桥铺路，施衣给药；大则富国利民，就一己之财力与地位而行之。盖钱财为善用之人而运用之，可以有利于人，地位之运用亦然。”实业救国、利国利民是主旨，与儒家的达则兼济天下一脉相承。如果天假时日，时局安定，有张謇、荣氏家族的前后相继，苏南恐怕早就成为全球纺织业，甚至服装业、时装业基地了。

　　真正的商业基因必定是对于商业有着狂热之爱，加之诚信与勤勉，或可直接与清末民初的现代实业家精神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