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邢少文 发自广州

　　3月30日，民营企业东星航空公司破产清算申请被武汉中院立案受理。此时，被监视居住的东星航空董事长兰世立现身医院看病。而在早前的3月14日，兰世立曾对债权人之一、中国航空集团的收购意向表示抗议。

　　在同一领域，另一家债务缠身的民营航空公司——鹰联航空于3月17日被国企四川航空重组，其董事长李继宁失去了对企业的控制权。

　　在另一个不同的领域，民营钢铁大鳄张志祥和郭广昌也失去了对宁波钢铁的控制权，央企宝钢入主。另一个钢铁大佬杜双华也处在失意之中，他的日照钢铁即将易主国企山东钢铁集团。

　　经济危机冲击下，新一轮宏观调控的大手正腾挪把控，在航空和钢铁这两大国民经济“晴雨表”的行业之中，正在上演着新一轮“国进民退”的大戏。

　　逆市场的国进民退

　　“在这轮危机中，‘国进民退’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现象。”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原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保育钧对本刊记者说，“去民营化”现象已愈演愈烈。

　　3月1日，宝钢集团与宁波建龙钢铁签署重组协议，宝钢收购宁钢56.15%股权，从而成为第一大股东。这些股份来自三大股东，其中的建龙钢铁控股有限公司背后是河北民营钢铁大佬张志祥，曾是2005年、2006年“胡润钢铁富豪榜”首富，其他两个股东背后则分别是著名民营企业家郭广昌和刘永好。

　　去年的11月5日，山东钢铁集团与日照钢铁就已经签署了重组意向协议，将在今年上半年完成对日照钢铁的重组。而在3月出台的钢铁产业振兴规划细则已经明确，以宝钢、鞍钢、武钢为并购带头企业，推进集团并购步伐，淘汰落后产能。可以预见，上述两起并购在钢铁业只是开始。

　　与民营钢铁的窘状相比，民营航空业则面临着几乎全军覆没的局面：奥凯航空停航正待重组、东星航空破产、鹰联航空被四川航空重组。

　　经济危机之下，类似的民营企业因经营困难而被国有企业收购的案例，正在民航、钢铁、机械、地产等行业中频频上演。

　　在4万亿元经济刺激方案重点照顾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今年以来，上海、浙江等长三角地域都相继宣布，高速公路建设放弃之前“经营性公路”的投融资模式，转而全部改为政府“收费还贷型”公路，这意味着民营资本将被排斥出局。

　　数据显示，4万亿投资计划中，绝大部分是政府推动的投资项目，包括相当大比例的基建项目和工业投资项目，近9 0%的项目被国有大中型企业拥有，民营企业几无参与；在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大型国企也是受益最多，而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占95%)并不明显，甚至受到排挤和压制，导致新一轮的“国进民退”浪潮。

　　在上述并购案件中，并购双方和地方政府部门各自的表现耐人寻味。一方面国企伺机布局，如宝钢并购宁钢，看中的是宁钢所处的铁矿石运输通道——北仑港，而山东钢铁对日照港的铁矿石码头窥视已久。中航集团欲入主东星航空，则图谋的是中部网络枢纽布局。然而不管是日照钢铁，还是奥凯，都发出了不愿意接受“国进民退”式收购的信息。

　　这时中介方——地方政府则发挥了强势的主导作用，日照钢铁先被银行断贷，再由山东省省长会议拍板决定重组，由省政府主导。在宁钢的重组谈判中，宁波市政府和浙江省国资委亦是主导性参与。民航总局则在武汉市政府的要求下对东星航空实施停航，再由武汉市政府主导推进重组。就在东星发布不愿接受中航重组声明的前3天，中航集团与湖北省政府就共同打造武汉航空枢纽签订了框架协议。一位东星员工曾这样表述与中航集团的重组谈判：“和我们谈判的人，见到我们的第一句话是‘我是应省里、市里的邀请和你们谈的。我们不想让企业倒了’。”而在东星发布“不谈了”声明之后，武汉市政府旋即申请东星停航。

　　“这都是不平等的重组谈判。”对此，保育钧评价说。

　　计划体制变相复归？

　　事实上，国内“国进民退”的现象就没有停止过。

　　2007年下半年，中央推进新一轮的收缩型宏观调控，资金链已开始吃紧的民营企业在2008年又遭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至此宏观调控之手开始大包大揽，继而上演的这些“国进民退”现象，在保育钧看来，是一种“体制复归”，而每一次的宏观调控，受冲击最大的都是民营企业。

　　在其背后，是政府全力对市场经济的干涉。中国改革开放最重大的成就——政府退出市场，每次都会因宏观调控或经济低迷出现反复和倒退。

　　自1981年改革开放之后的首轮宏观调控(当时叫治理整顿)以来，将近30年的时间里，几乎每次宏观调控和经济低迷，都伴随有“国长民消”现象的发生。

　　如1981年整顿投机倒把中“温州八大王”被通缉，造成私营企业主人心惶惶；1996年的宏观调控中类似巨人、三株、秦池、南德、亚细亚等不规范民企纷纷倒掉；2004年的银行惜贷、监管加强，也让许多民企纷纷坍塌，江苏铁本被当作盲目投资的典型，德隆系、鸿仪系、涌金系、明天系、格林科尔系、青鸟系、斯威特系、顺驰、托普都爆出资金链断裂消息。其中，铁本的戴国芳、德隆系唐万新、鸿仪系鄢彩宏、格林科尔系顾雏军都身陷囹圄。

　　在“民消”的这一历程中，既有民营企业因先天性不足而存在的诸多缺陷，也掺合着复杂的体制因素，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种种利益博弈。

　　在2004年这些民企倒掉的背后，国企和地方政府主导再度成为上市公司重组的突出特征。国有独资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成为民企接盘者：潍柴投资接手湘火炬，中国非金属接手天山股份，重庆渝富接手ST重实，海信空调接手科龙电器，四川长虹接手美菱电器，上海电气间接控股伊利股份等等。

　　在石油领域，石油勘探和开采的最大民间资本在陕西全面退出；水泥行业，河南省全面清理小水泥，大水泥则由国有资本全面兴建；在全国范围内，为了环保和节能的需要，民营的小水泥、小钢铁、小水电、小冶炼以及小煤窑、小砖窑被全面清理。而民营资本让出的空间，则迅速被国有资本填充。

　　在这一轮的宏观调控过后，2005年2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又称“ 非公经济36条”)，中国民营资本一度感到春天来了，“非公经济36条”的文件第一条第一款就旗帜鲜明地说，“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明确支持民企进入垄断行业，强调要排除对民企的种种歧视，允许其进入银行、铁路、邮电、民用航空等多个领域。

　　当时的民航总局第一个竖起反垄断大旗。此后，奥凯、鹰联、东星、春秋等民营航空先后成立。而钢铁行业，在戴国芳“悲情”之后，其他“非典型”的民营钢铁公司却在随后几年的钢铁行业大发展中获得了可观的利润。在一些地区，也开始放开民间资本进入公用事业。

　　然而，2007年全国工商联出具的《上规模民营企业调查报告》却显示，民企三大境况仍然令人担忧：一是“国进民退”现象显著，二是民企外资化现象加剧，三是行业准入门槛依然高筑。

　　2004年前，A股上市房企基本为民营，到2006年，A股市值最大的10家房企中，只剩下1家为民营企业；除此之外，2005年，上海市房地产开发企业50强中，具有国资渊源的企业占60%左右。在其他垄断性领域，民营挺进也非常艰难。

　　除了“国进民退”，民企外资化实际上是民企被迫与外资合作，或出售控股权给外资，以解决企业融资问题、明晰产权和摆脱原罪的纠缠。以外资为保护伞，也是许多民企的无奈。在饮料行业，汇源寻求可口可乐的并购，便是这一现象的最典型体现。

　　“民企外资化一度引发国家有关部门出台政策规避民企的‘返程投资’，殊不知，民企冲向海外，实为在国内遭遇严格准入限制不得已而为之。”浙商研究会理事陶相明对记者明言中国目前民营企业的营商环境恶化。

　　其实，自1979年以来，中国体制转轨先是中央“放权让利”，再是多种经济成分迅速发展，造就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而现在的体制复归却呈现两个方面：一是财政收支规模的扩张逐渐加快，产生“国富民穷”之感；二是政府的经济管理力度加大，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的行政干预增强，过分强调国有企业的“经济安全”概念。

　　改革开放30年来，命途多舛的民营资本一直是推动中国社会变革和经济成长的最重要的力量。当前的国有经济扩张、民营经济萎缩，对长期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的伤害，不能不让人担忧。

　　反过来看，新一轮的国有化运动，对央企来说，其有迅速做大做强的冲动。按照国资委确立的调整和重组思路，到2 010年，中央企业要减少至80~100家，其中30~50家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主要集中在资源、能源、冶金、汽车、重大装备、商贸等对国民经济和国家经济安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板块。对地方政府来讲，央企以雄厚的经济实力、独享的政策资源、绝对份额的金融支持以及最终由财政兜底的“不坏之身”成了各级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宠儿 ”。在土地，资金、项目投资等资源配置上，和权力接触紧密的企业自然“近水楼台先得月”。

　　市场化进程倒退

　　就在民营企业因为经营困难而纷纷寻求重组时，大型国有企业却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垄断利润，来自国资委的统计显示，2005年前，国有资产每年利润平均增加1500亿元，2006年一下子达到6000亿元，2007年接近1万亿元。

　　在国资委看来，这似乎说明无论什么样的所有制，只要遵循企业发展规律，就可以办得很好，就可以利润丰厚。

　　事实上，若单作为一种现象，“国进民退”本身或许并无好坏之分，但需要深究的，却是在这一现象背后所隐藏的经济不自由、不公平之处。

　　“几年前，民航对民营资本放开初期，国家很多政策都没有配套跟上，包括信贷、融资、税收等，民营企业实际上很难获得航空这样的高风险贷款业务支持。鹰联当初宣布要开通成都至攀枝花、西昌、九寨沟、重庆、万州等支线航班，但因为政策的原因直到今天都没有实现。”鹰联航空一位高管人士对记者表示。

　　“现在的重组并不是以市场为导向，体现的并不是优胜劣汰，国有企业拿着国家的注资和银行的优惠贷款来并购，这样的资源分配对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都是不合理的。”保育钧认为，一个充斥着国有企业“大佬”的中国市场，意味着市场化进程的倒退，未来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可能进一步扭曲，效率更低。按照这种趋势，未来扩张地盘的最大赢家必然是大型国有企业。

　　咨询公司APCOWorldwide大中华区副董事长AlastairCampbell则认为，“如果刺激经济增长的资金都流向国有企业，在短期内有助于提振经济和确保就业，但长期来看效果就不是很好，因为中小企业和民营公司才是革新和增长的推动力。”

　　这或许才是“国进民退”的忧患所在，在以往持续的经济过热与通胀条件下，国有企业的利润与包括资源和能源在内的要素价格以及资产价格不断上涨有关，而这些正是国有企业垄断的主要领域，具有很强的市场周期性，与生产效率和竞争力无关。但要素价格改革所带来的利润掩盖了企业的效率，并诱惑地方政府强化这些领域的垄断程度。

　　“事实证明，在过去的多年中，资源和要素价格上涨，以及由于在政策、财政、银贷优惠下，国有企业获得的利润增长不但对扩大内需作用有限，对国民的财富增长也不利。国有企业资本经营预算的软约束是众所周知的问题。”保育钧说。

　　更让人担忧的是，在新一轮扩张性财政政策中，多数贷款流向了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他们掌控着石油和天然气、石化、钢铁、航空和电力等多数资本密集型行业。同时匆忙出台的产业振兴计划，也存在以规模论优胜之虞，缺乏科学合理的调研程序，这可能会加剧对民营资本的排挤和不公平竞争。

　　保育钧认为，改革30年的发展历程表明，民营经济的崛起是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经济危机之中，本应利用此次机会深化体制性改革，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带动更多的社会投资，但如今的做法却正好相反，如何带动社会投资，看不到办法。中国政府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过程，就是政府动员向市场投放资源的过程。最大的受益者还是国有企业，土地、资本等资源都在流向国有经济。“现在是打着提高集中度、维护经济安全的名义，排斥民间资本。”他忧虑的是，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民营经济，在经济危机中尸横遍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