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记者 李莹 发自日本东京

　　在日本众多的文学评奖中，由文艺春秋社的创始人菊池宽于1935年为纪念芥川龙之介而设立的芥川奖具有较高的口碑。翻开日本近现代文学史，三岛由纪夫、大江健三郎、井上靖、远藤周作、开高健等文学大家均得过芥川奖。2008年，芥川奖139届的历史里，头一回出现了外国人获奖者——杨逸。

　　杨逸，原名刘荍，1964年出生于中国哈尔滨。1987年赴日，先在日语学校学习，1991年考进日本国立御茶之水女子大学。入学前和日本人结婚，育有小孩。2000年，杨逸提出离婚，孩子随母，杨逸也没按日本的常规那样要求前夫支付赡养费。2002年，杨逸辞去了在日华文媒体的工作，全职教中文。

　　2005年前后，中日关系进入所谓政冷经热状态。杨逸获奖后回忆她用日语创作的起因时表示：“那个时期，跟我学中文的学生少了很多。学生人数的减少自然影响到收入。我必须认真考虑找一个能够维持家庭生活的工作，我还要带小孩，所以这工作最好还能在家里进行。因此，我想到了写小说。”

　　杨逸可谓出手不凡，2007年，她的第一部日语处女作《ワンちゃん》(中译《小王》)获得第105届“文学界 ”新人奖，且首度被芥川奖提名。2008年，杨逸以《時が滲む朝》(中译《浸着时光的早晨》，以下简称《时光》)成功问鼎，又因其为芥川奖创办74年来首位以日语写作获奖的外国人作家，故成了日本媒体的关注焦点。然而，杨逸的获奖及《时光》旋即引发争议。网上有评论说，2007年是温家宝总理访日“融冰之旅”，2008年是胡锦涛总书记访日“暖春之旅”，加上北京奥运举办，因此，文艺春秋社在这个时间点把芥川奖颁给在日中国人作家，未免“太巧合”。也有说，杨逸获奖只因文艺春秋社要制造外国人首得芥川奖这种热点话题来推高《文艺春秋》的销量。

　　评委村上龙公开表示，反对杨逸获奖。他认为，与2007年杨逸的提名作品《小王》相比，在日语水平上，《时光》不见有进步，虽然，外国作家首次获奖的确可称作芥川奖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但该奖毕竟还需讲究日语水平，否则如何面对那些精研日语的作者呢？而从作品内容看，以国际婚姻为题材的《小王》从外部视点有效地观察描述日本地方社会的具体问题，让他(指村上龙)读后获得不少信息，并引发思考，但有学生事件背景的《时光》却完全没有给他这种感受。虽然有评委认为《时光》写出了1980年代末中国学生的单纯，但村上龙认为这不叫单纯，而是无知。他认为《时光》并非像某些评委认为的那样，以大陆的民主化运动史为作品的时间长轴，而恰恰对大陆青年民主化的追求既不关心也无兴趣。评委宫本辉和村上龙的意见大致相同，也公开表示不赞同把芥川奖给《时光》。评委之一的石原慎太郎(石原慎太郎曾是一名文学青年，23岁时凭《太阳的季节》获得第34届芥川奖，是当时芥川奖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现长期担任该奖的评审委员)，则先以身体不适为由缺席了该届芥川奖最后的评选，他后来对媒体爆料，他在选票的三种评价(○△×)中画了一个△，还说，《时光》不过是部“风俗小说”。

　　但与此同时，芥川奖评委高树のぶ子在芥川奖的记者发布会上明确表示《时光》是保留到最后一轮评选的两部作品之一，并在最后的投票里获得超半数的高票，该届芥川奖共9名评委，除缺席的石原慎太郎，8名评委里有5名画○力挺。

　　除了获奖资格成为焦点之外，日本媒体还关切到大陆传媒虽普遍报道了杨逸获奖的消息，却甚少涉及作品的主题和内容。《时光》究竟写了什么？杨逸如何看待她的日语创作？3月23日，笔者在东京独家专访杨逸。

　　为了生活

　　《南风窗》：您曾说过，当初用日语创作是为了生活。那么，在写小说的时候，要不要考虑日本读者方面的因素？

　　杨逸：大多数作家，尤其是有生活压力的作家，恐怕都会考虑自己的作品能不能吸引读者，有没有足够的销量。不仅仅作者关心，大多数出版社也关心。我有考虑到日本读者，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他们对什么题材感兴趣，什么内容才能吸引他们？二是我关心自己的作品能否有别于日本作家。我是个外国人，虽然一定要去磨炼日语水平，但坦率说，到目前为止，相对于日本作家，我在日语表达上没有优势。因此，这个阶段的创作，我更需要在主题、内容等方面有突出的东西。

　　《南风窗》：处女作《小王》就是在这种考虑下创作而成的吗？与您本人的跨国婚姻经历有关吗？

　　杨逸：《小王》与我本人的婚姻经历没有多大的关系，我到今天还认为，前夫是一个好人。我也曾希望可能的话尽量不要离婚，但缘分尽了就尽了。

　　作为我的第一部日语作品，写之前我考虑过，什么内容会和日本读者拉近联系？一般的留学生活对日本读者来说，可能就薄弱点吧？写中日的国际婚姻，会不会更有意思呢？

　　《小王》的创作灵感主要源于我在华文媒体工作时听到的中日婚姻故事。当时，常有嫁到日本各地的中国新娘打电话来报社倾诉她们的生活问题。她们在中国时，有些人学过一点日语，有的完全不懂，对日本的风俗习惯更谈不上了解。很多大陆新娘，无非抱着想出国，或者过上好一点的生活的目的，通过国际婚姻介绍认识了后来的丈夫。嫁到日本后，有的因语言不通无法和夫家很好地交流，融不进日本的生活；有的发现在日生活和预想的不一样，或许也和在中国相亲时对方所描述的不大相同，觉得上当了，却也无法对丈夫说清感受，又因为怕国内的家人担心，因此也不敢和家里人明说自己的处境，因此，她们打电话到华文媒体里往往抱着求助心态，一讲就很长时间。

　　我也帮不上什么忙，但至少可以倾听，多少也从旁开解。可作为旁观者来看，或许自己在日本也生活了很长时间吧，我很难一边倒地说谁对谁错，也能够理解婚姻双方的不同立场和做法。我在写《小王》的时候，固然想写出这些新娘的生活状态，同时也努力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更客观、全面地写出日本社会对这些新娘的看法和接受程度。这样的生活和观察不是一般的日本作者、读者所能接触到的，我想把它呈现出来，于是有了《小王》。

　　纪念青春

　　《南风窗》：《小王》以国际婚姻为题材，第二部《时光》却完全是另一题材，有评委还专门提到这个问题，好像认为选您的一个原因在于认可您在一年之内，以题材完全不同的作品来参选，显示出您的小说创作能力。究竟什么原因让您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换了创作题材？

　　杨逸：我是写小说的，尝试不同题材不是很自然吗？《小王》之后，我写《时光》，有纪念青春的意思。《小王》2 007年得文学界新人奖，2007年下半年获得芥川奖提名。坦白讲，《时光》那么快就在2008年上半年刊出，并且获奖，是我完全没有想过的。《时光》很大篇幅写了大陆青年在中国转型期20年来的成长故事，我原以为这个小说也许会到2 009年才刊登。

　　1987年，我到日本留学。在日生活和国内完全两个世界。父亲虽然在哈尔滨当教师，但那时哈尔滨的发展刚刚开始，家里生活还是清贫的。我来日后不久就找到兼职工作，白天在语言学校读书，傍晚5时到第二天8时都在打工，这样一天约能赚9800日元，日本人嫌这样的工作太累太便宜，可我当时真觉得就算24小时打工都行。随着日语水平慢慢提高，我找到的兼职工作也越来越轻松，于是能腾出时间到处看看，所见所闻和国内的大不相同，那是一段我至今怀念的快乐时光。

　　到日后两年，也就是1989年，日本媒体经常报道大陆学生的言论和想法等等，这给我很大震动。尽管亲友劝阻，我还是在5月下旬到了北京，就是想亲眼看看当时的情况。我接触到的学生，大都很兴奋。那个时候，虽然对民主化是什么，怎样才能民主化都不很了解，但就是兴奋，当时觉得学生这么做好像就能让中国一下子就强起来。我在北京滞留数日，5月底回到哈尔滨，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以旅游为名，带着妹妹再次进京。我们乘坐的列车在济南突然停住了，当时预感到也许发生了什么事情，等我们来到北京后，已经是事件发生几天后了。回日本前，我把妹妹送上开往哈尔滨的列车，没想到妹妹感染了伤寒，后来还住进医院。这段经历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存在，不是要去做对错的判断，我只是希望从中思考，得到些经验，算是成长的纪念。

　　回到日本后，我意识到既然来留学，怎么样也得上大学吧？私立大学学费太贵，我以考国立大学为目标，1991年考上国立御茶之水女子大学文教育学部地理学科。从柳田国男等人的作品开始，我开始阅读地道的日本文学。读地理，让我有很多机会到日本各地去参观、实习。回想起来，这些学习好像都为日后写作做准备一样。这种前后关系很奇妙，解释不了。

　　《南风窗》：《时光》不仅写了大陆学生在1980年代末中国社会转型期里的生活经验，还写了不少学生后来出国，切实体验着外国生活，一方面生活让他们感受到世间百态，给他们以很大影响；另一方面，20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19 97香港回归，北京成功申奥等大事，透过媒体报道和亲朋的介绍，对这些学生乃至海外华人产生了强烈的心理冲击。您为何要表达这种变化？

　　杨逸：前面说过了，《时光》是对一段人生经历的纪念。80年代末，我到过北京，后来国外的一些集会，我也有去看。正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我才能客观说出所见所闻，也才更能感受到时代变迁、世态变化对人的影响。1989年后，一些西方国家曾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同时也把一些大陆出来的学生抬得很高，可这些人里有的只为了捞取自己的利益，我在《时光》里直接刻画了这种人物形象。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大家又忙着搭上中国经济发展这辆车，那些被抬得很高的人于是被甩到一边，这种时代变迁、世态变化和人生百态，作为小说题材，是我想写的。

　　我对一些事情也逐渐有了更深的思考。改革开放之初，一方面国内大力反思“文革”带来的伤痛，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文化、思潮和技术都涌进来，大家以前看得不够多，哪见识过这么多东西，一下子消化不了，理解不了为什么外国能产生那么多东西。当时不少人只能解释，外国之所以出这么多东西，在于他们的制度比较好，在于他们有民主。在这种国内、国际环境的共同影响下，很多学生都希望祖国要改变，希望祖国强大。但怎么变才能更强大？变了以后是不是一下子就能强大起来？别人当时有没有想、怎么想，我不清楚。我当时虽然兴奋，对未来充满憧憬，但怎么才能强大，民主化运动是不是能让当时的中国一下子强大起来，还真没有多想。

　　不过，或许曾经过了一段不短的穷日子，或许是在国外逐渐看多了，渐渐觉得恐怕还是要先发展经济，让13亿人先吃上饭，保障大家有一个相对安定和平的生活环境吧。民主很好，民主发展当然重要，但它也是不断发展的吧。所以回过头来看当时发生的事情和这20年，难免有些想法。作为一名作者，我只能写自己的，而不可能是别人的想法。

　　直面争议

　　《南风窗》：怎么看芥川奖一些评委对您获奖的不同意见，以及对《时光》的批评？

　　杨逸：有不同声音很正常。一部作品要让大家喜欢，不容易。我得奖后，有评委和出版社的工作人员与我交流过。据相关统计，芥川奖和直木奖推荐的新人在写作途中的生命力是比较强的，所以评委们都觉得自己的工作相当神圣，因此，整个评选过程非常严格、公正。每一位评委必须反复认真阅读每一部提名作品，还必须具体说出评价的根由。所以，我相信评委们的最后决定。另一方面，一些评委多次阅读我的作品后，提出批评意见，令我尊重。

　　《南风窗》：那么，媒体对您得奖的议论呢？说是奥运年让中国作家首度得奖，太巧合了。

　　杨逸：作品得到的反应显然和这种假设性议论不一样，简单说来，两边都不讨好啊，当然我也没想过要讨好哪边。日本有些反应是，我没有站在更批判的立场上去批评中国。中国媒体虽然广泛报道了我得奖的消息，但我的书也还没在国内出版。至于说文艺春秋社制造话题推销量，我前面谈了，整个评选有着非常严格公正的机制，评委和出版社的人都告诉我，这个评选结果不可能由主办单位或什么人随意左右。

　　《南风窗》：您曾经和日本人结婚还生了小孩，为什么没有加入日本籍？

　　杨逸：我也有不少好朋友加入日本国籍，每个人有选择的自由，这点没什么好说的。我呢，是这么想的，说着一口中国口音很重的日语，对着别人介绍自己是山田，是田中，总觉得没有必要吧。我和前夫结婚时，也没按日本人的习惯从夫姓。自己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吧，自然就好。

　　《南风窗》：获得这么重要的文学奖，成名成家是否让您的生活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杨逸：不是“家”，还是一个以写作为生的匠人吧。得奖对我来讲是很大鼓励，但不是我写小说的终点。还要继续写下去，还要考虑自己的作品能不能吸引读者。

　　不过，今年4月开始，我将在某大学当客员教授，算是让生活比较稳定，有个基本保障了，也可以有更多时间写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