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十堰市的“人民公社”面临消亡、公社命运身陷波澜之际

　　本报记者探访有着广东唯一“人民公社”之称的中山市崖口村

　　清明节前的雨天，仍有些寒意，但69岁的陆汉满不管走到哪里都是光脚加一双拖鞋。陆汉满是中山市南朗镇崖口村的党支部书记。

　　几十年来，陆汉满领导崖口村民固执地走大集体的道路，村里的粮田至今没有分田到户，仍是由生产队负责安排粮食生产，社员计工分、算报酬。崖口村也因此被称为是珠三角现存唯一的“人民公社”。

　　近日，随着湖北省十堰市李家岗村的“人民公社”由于土地被征而面临消亡的消息传出，不少人将目光再次聚集到了仍然运转良好的崖口村。人们期待知道，崖口村的“人民公社”还能坚持多久。

　　近日，记者深入崖口村调查发现，这个一再被外界称为“人民公社”的村庄其实早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公社了。在还原真实后的崖口村，村民虽然保留着“社员”的称号，但实质上都已成为村里的“股民”。村民既计工分算报酬，同时也享受着股份分红。而且在压力下，崖口村也开始卖地了。

　　在崖口村的“公社”外衣逐渐剥去的背后，是崖口村集体经济面对市场和资本诱惑下的现实选择。但无论如何，崖口村独特的发展模式仍带给了中国农村另一种思考。

　　文/图 本报记者 何涛

　　崖口村是位于珠江口伶仃洋边一个村庄，与孙中山故居所在的翠亨村毗邻。崖口村北邻深圳，右靠珠海，正面隔海与香港相对。崖口村不仅地理位置优越，而且还有着美丽的海景田园风光。但近年来，崖口村吸引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不是因为这里美丽的风景，而是村里坚守至今的大集体道路。正因为此，崖口村被外界称为是珠三角唯一的“人民公社”。

　　与珠三角其他的村庄相比，崖口村的独特之处在于，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该村的种粮土地一直没有实行分田到户、搞家庭承包，至今仍是由生产队负责耕作。此外，近几十年来，村里通过围海造田形成的土地和养殖场，绝大多数也是由村集体负责对外出租经营。

　　三千亩稻田生产队耕作 从未称自己是人民公社

　　尽管外界一直以“人民公社”来观察崖口村，但崖口村却始终不认同外界的这种观察视角。村里提供给记者的《崖口村基本情况汇报》中，并没有自称是“人民公社”。

　　2002年7月，崖口村曾因一篇报道与广东一家媒体打起了嘴巴官司，在崖口村委托律师向该媒体发出律师函，其中“称崖口村的集体生产方式为‘人民公社’”是列在首位的打官司的理由。

　　在这份律师函中称，“人民公社制度已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面解体，崖口村也不例外。崖口村从未宣称自己仍在实行人民公社制度，这顶帽子是强加在崖口村头上的。人民公社制度对劳动者具有人身强制性，崖口村的现行体制是村民自愿选择的结果，村民参加集体劳动均属自愿，来去自由，这是两者的根本区别。”

　　但尽管如此，外界对于崖口村“人民公社”的解读一直没有停过。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外界把“人民公社”这顶帽子加到了崖口村头上呢？

　　近日，记者来到村庄采访，希望还原一个真实的崖口村。

　　在外界的观察中，最能体现出崖口村“公社”色彩的是村里3000亩水稻田，在珠三角大量粮田消失，早已变身厂房的时候，崖口村却固执地将大片粮田坚守至今。“这些水稻田是村里原本就有的，几十年来一直没有分田到户，还是由生产队集体负责耕作。参与劳作的村民计工分，按劳算报酬。”谭顺宁说。

　　谭顺宁是一名崖口村人，他上过大学，如今成为崖口村的法律顾问。

　　“目前参加村里生产队粮食集体生产的有600多名社员。这些都是一些不愿意出去打工，或是出去后很难找到工作的村民。”谭顺宁说。

　　据崖口村委会2007年1月份对外提供的一份书面材料中称，崖口村有村民928户，共3131人。“一老一少不算劳动力，600多名社员几乎占到了村里劳动力的一半，除此之外的村劳动力多是在外打工或是做生意。”

　　4月2日下午，崖口村口的水稻田里一片忙碌，数名中年妇女踩在泥泞的稻田里抛洒着化肥。50多岁的老谭刚刚干完活，他扛着一把铁锹站在田边，注视着田间的一切。老谭仍称自己是崖口村生产队的一名“社员”，当天他的生产任务是，疏通田间的水渠，保障稻田的供水。

　　生产队长给“社员”派工 一半劳力参加集体劳动

　　老谭说，他是根据生产队的出工通知前来干活的。每天的出工通知都会被提前写在村里的黑板上，写明了出工的地点、时间和具体事项，但没有明确出工的人数，也没有明确到底是由哪一些人出工。看到通知的社员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是否出工，非常自由。

　　等到村民按规定时间到了出工地点，生产队长就会给前来的“社员”具体派活，并根据每名“社员”工作量来计算工分。“每天我只用工作三四个小时。一年下来自己种过多少田，我也不知道，反正通知有什么活就去干。”老谭说。

　　去年一年，老谭在生产队里参加集体劳动一共赚到了12000个工分，折算下来1工分约等于1元钱，他一年光种田的收入就有12000元。而这份稳定的种粮收入，他已经拿了许多年。正因为有了这份保障的工作，老谭一辈子都没有出去打过工。

　　“在生产队种田最大的特点就是自由，在工厂里打工肯定是不能这样的。”在与记者聊了一会儿后，老谭骑着自行车休闲地回家了。

　　今年54岁的谭国健是村里的一名管理员，负责对各生产队的粮食生产进行管理。谭国健说，在每年耕作开始之前，各生产队都会把种一亩稻田计多少工分提前算好，有时种一亩稻田定的工分高一些，有时定得低一些。这主要是根据出工人数和稻田性质决定。

　　每年水稻收割后，村里大队会按照稻谷的产量与各生产队结算，各生产队再与各社员按工分进行结算。所以，工分多的社员收入也相应的多。“这很好地体现了多劳多得的原则。工分是最科学、最合理的折算方式。”

　　“600名社员一年光种田的收入人均约有1万元。”谭顺宁说。

　　留守在生产队种田的农民的收入远远高于全国农民平均的种田收入，并不是来源于崖口村农田的高效率，而是在于村里对生产队粮食生产实行的高补贴政策，就是用围垦土地出租的收入来补贴生产队的农业生产。

　　“村里以高出市场价50%的价格向生产队收购粮食，这高出的50%相当于是对粮食的补贴。同时，对于社员的口粮，以市场价的三分之一卖给社员。”谭顺宁说。

　　4月3日下午，46岁的谭惠影拿着母亲的一本粮折来到崖口村粮库领粮食。粮库管理员在她拿来的粮折上签了一个数字，随后谭惠影将一袋稻谷搬上了摩托车离开了，当场没有付一分钱。“由于每个社员的口粮都是凭着粮折领米。口粮款会以优惠的价格从工资中扣除。所以村民一般都不知道市场上的米价的，他们也不关心这个。”

　　村里对生产队的粮食高价买、低价卖，完全是为了保障社员的收益，在这一点上，村集体完全是在自愿做亏本买卖。“每年村里对粮食的补贴有几百万元。对于崖口村来说，3000亩水稻田的分配意义已经大于生产意义了。”谭顺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