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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惊讶于蔡元培出掌北大之后对于北大大刀阔斧的改革，每一项措施几乎都是一步到位。这跟蔡元培的资历有很大的关系，不过，即使蔡元培这样的老资历，也存在压力。他的压力来自保守主义阵营。

　　林纾是当时保守派最有影响的代表。林纾虽然不懂英文，但是凭借助手的帮助，翻译了大量的欧美小说，《茶花女》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一部，“可怜一部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但是林纾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反对与其说主动出击，倒不如说是被动应战。

　　新文化阵营中的人们干劲十足，但是觉得缺少关注。他们需要一个靶子。

　　林纾被他们选中。

　　1918年3月15日，钱玄同化名“王敬轩”，以旧派文人的口吻写了一封致《新青年》编者的信，信中对林纾充满褒扬之辞，并对《新青年》做出批评。随后，刘半农对此信做出答复，逐一反驳，极尽刻薄。

　　林纾开始还手。1919年2月和3月，林纾在上海的《新申报》发表两篇短篇小说，影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其中的一篇《荆生》，被写入历史教材。林纾从此成了反面人物。不过，林纾后来在报纸撰文，承认那两篇故事具有侮辱性，并向蔡元培等人道歉。这种态度受到了新文化阵营中陈独秀的赞扬。

　　1919年3月18日，林纾还给蔡元培写过一封后来广为人知的信，指责北大“覆孔孟、铲伦常”。同一天，蔡元培给林纾回了一封长信，后来被人广泛征引。在那封信中，蔡元培说：“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

　　但是纵览蔡元培回信的原文就会发现，即使是蔡元培，在面对旧阵营指责的时候，也有闪烁其词的地方。比如他否认或缩小新文化运动的教授们所提倡的东西。对此，周策纵先生在其名著《五四运动》中分析：在那种环境下，即在落后的军阀政府统治下和在保守势力大规模的进攻面前，蔡的答复最重要的目的是使大学免受政府的干涉。

　　4

　　一个林纾不会让蔡元培产生如此的顾虑。让蔡元培感受到压力的，是当时林纾所代表的保守势力。

　　早在民国初造之时，许多出身于清室的军政要人即使在进入民国体制之后，仍然公开表示效忠清朝。比如新疆都督袁大化拒绝废除顶戴，自称为都督兼巡抚部院；甘肃都督赵惟熙不但自己保留辫子，还禁止他属下的人民剪掉辫子；冯国璋任禁卫军军统时，因恐“两宫触目生悲”，下令禁止北京南苑人民悬挂国旗；最有名的，当属张勋的辫子军……如此等等。

　　1914年，社会上帝制复辟的气息空前浓厚。当时，两种不同的帝制派同时出现，一种是主张拥戴袁世凯做新皇帝的袁党，另一种则是主张清朝复辟的前清遗老。

　　袁世凯对于这种复辟的主张采取了纵容态度。对于袁世凯称帝最积极的，是他的儿子袁克定和以杨度为首的“筹安六君子”。

　　1915年初，梁启超收到袁克定的请帖，请他到汤山参加春宴。梁启超到达之后，发现只有主人和杨度一个客人在场，不免感到惊讶。袁克定对此的解释是：“今天没有邀请外客，我们好随便聊天。”进入话题之后，袁克定似有意又似无意地问梁：“进来舆论都说共和制度不适合国情，卓如先生有何高见？”这一问来得突然，让梁启超感觉到了袁氏父子帝制自为的企图，半晌才回答：“我生平只研究政体而很少研究国体。”

　　6月，梁启超到南京拜访冯国璋，冯是同时和梁与袁来往密切的人物，梁启超企图通过冯国璋打探袁世凯的真实意图。6月27日，两人同时到了北京，冯国璋一连三次谒见袁世凯，每次谈到帝制问题，袁世凯都坚决地予以否认。

　　但是在之后的12月31日，袁世凯在各种“请愿团”的“敦促”之下，正式下令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改总统府为新华宫。袁世凯终于当上了皇帝。

　　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精英层面，共和体制已经深入人心。这种现象与底层社会渴望“皇帝”的心理形成鲜明对比，正好符合余英时先生关于“大传统”与“小传统”相交激荡的历史断论。

　　袁世凯称帝，开了历史倒车。各地反袁势力纷纷揭竿而起。1916年3月23日，袁世凯为了保住自己的总统地位，不得不宣布废除帝制。短命的洪宪帝制，前后只存在了83天。

　　虽然保住了总统地位，但袁世凯大势已去，6月6日，袁世凯死了，临终前，他给自己写了一副挽联：“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像是为自己辩护。有好事史家认为，在当时日本对中国步步紧逼的情势下，袁世凯帝制自为，是想通过称帝集结中国当时散乱的权力布局，以达到与日本抗衡的目的。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但是实际权力则掌握在内阁总理段祺瑞手中。而段祺瑞的参谋长徐树铮，正是林纾小说《荆生》中“伟丈夫”的原型。

　　新思想与旧势力，开始短兵相接了。

　　5

　　1916年10月，寺内正毅继大隈重信出任日本首相，当时日本经济正经历着空前的战时繁荣。其财政大臣胜田提出“菊分根”政策，其目的是通过贷款和投资的方式在中国建立经济根基，并使中国殖民化。从1917年1月到1918年9月，这项政策使日本向段祺瑞政府提供了巨额的“西原借款”。

　　昔日老袁，今日小段。段祺瑞与袁世凯，脱胎于同一个政治母体。

　　在“二十一条”谈判中曾经力主对日本强硬的段祺瑞，开始越来越倾向日本。从1918年的3月到5月这段时间，在得到段祺瑞的许可后，中日就《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协定》进行谈判。根据协定，中国政府允许日本有权在北满洲和外蒙古驻军，允许日本使用中国的军事地图，为中国海军和陆军配备日本教官，此外日本还得到了一些其他的权力。虽然谈判是在严加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但是消息还是传了出去。

　　5月5日，中国留日学生不顾日本警察的干涉，举行了一次集会，会上做出决议，所有留日学生5月20日集体回国。在第二天的另外一次集会上，46名中国学生被日本警察逮捕，这激起了中国学生更大的愤怒。他们返回日本，声称条约因其军事性质不能公开。没有哪个归国而来的留学生理会这个指令。少年中国学会就是在这一时期成立的。

　　5月21日，北京许多大学，包括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政法专门学校等高校的2000多名学生，举行了示威游行，抗议与日本签订军事协定。上午9点，学生们聚集在新华门总统府的会客室前，要求会见总统。冯国璋派北京市长等人接见学生，劝说他们回校，但是没有奏效。最后冯国璋会见了13个学生代表，并承诺不会做出违背中国利益的事情，学生们才开始散去。这次的学生代表，如段锡朋、许德珩等人，翌年都成了五四学生运动的领导者。

　　那时候，巴黎和会还没有召开，但五四之幕已经开启。舒缓的历史河流，经历了数年的酝酿，又一次迎来了激流勇进的时刻。                            ★